文/顾蓓莉
年年三月，今又三月。在我的记忆中，三月是那样的铭心刻骨、思绪绵绵。因为三月里有我父亲顾绥岳的生日，也是我们全家相聚福寿园人文纪念馆缅怀他老人家的日子。屈指算来，我最敬爱的爸爸捐献遗体已经整整14年了……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经常看不到父亲的身影，他一早就去上班，而回家的时间却永远没有规律。妈妈总是告诉我们兄妹，爸爸在研究。而我们对爸爸总感到既思念又陌生，我们不理解世界上还有什么研究会比家庭还重要。直到我长大并也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我才慢慢地理解了父亲：他是一个把事业看得比自己生命更加重要的人。
父亲最初的心愿是继承祖业成为一名商人，但他目睹祖母和姑妈先后因病去世时的惨状后，激发了“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志向，成为顾家第一个医生，与病理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香港大学、国立上海医学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长达十多年的学习深造中，他深深地认识到：病理医学是医疗诊断、治疗中的重要基础，关系着病人性命攸关。因此，他不放过任何一个疑惑不解的问题。在香港大学学习时，供学生学习解剖的尸体标本不多，为了弄清某个解剖结构问题，父亲常常会在解剖标本室一呆大半天，忘了时间，忘了吃饭。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外科病理与肿瘤病理的研究，为建立我国自己的肿瘤病理分类命名学、淋巴瘤病理诊断标准以及为开展肿瘤的统计学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为他的女儿，我和姐姐也选择了学医，立志象父亲那样做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然而，学习的道路是不平坦的。记得我刚走进尸体标本陈列室上解剖课，勉强看了一眼尸体标本，就觉得头皮发麻，神经高度恐惧。回到家里，父亲慈爱地抚摸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给我讲学习病理解剖学的重要性，在他多次的开导下，我渐渐地适应了这门学科，自己动起手来也不再感到可怕了。现在，每当我读着一张张正常或异常的X光片时，仿佛听到病人在向我叙述着他的痛苦和希望，耳边总会回响起父亲当年的声音……于是，我仔细寻找病灶，尽力做出最准确的判断，和父亲一样感受作为一名医生的神圣和快乐。
父亲是名医，人们常用“北王南顾”来形容他在医学界的地位。业务上，他是专家，经常为中央首长看病；科研教学上，他是教授，桃李满天下。但他从不摆老资格，从容淡泊，有求必应。他重视事业，关心病人，更重视对青年一代的培养。通过每年举办肿瘤病理学和细胞学进修班的形式，父亲为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肿瘤病理学医师和大量的临床细胞检验人员，把自己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作为一名病理学教授，父亲深知各大医学院校尸源紧缺已成为医学教育的潜在危机。所以，父亲早年在市政协的提案中，首次提出要加快发展病理事业，应大力提倡遗体的捐献，并多次在市政协座谈会上表示，带头捐献遗体，死后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做一次最后的奉献。
▲1956年英国韦廉士教授参观上海肿瘤医院时与顾绥岳教授一起讨论切片诊断
1991年1月，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医学研究，献给了患者，献给了他的学生。
十四年后的又一个三月，我们又一次追思我们的父亲。虽然父亲留给我们的只是一缕花白的头发，但是他的学识和精神，就象这三月的缕缕春风，荡漾在祖国肿瘤医学研究领域，激励着后来者不断探索；他的音容笑貌和高风亮节，和春天的气息一起，永远温暖着我们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