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恩师于佩良教授
张庆慧，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部病理学系
十年前的今天，2006年6月18日，我万分崇敬的导师于佩良教授因病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他走得那么突然，我接到电话时完全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当我匆匆赶到齐鲁医院急诊室看到他安详地躺在抢救床上时，我禁不住泪流满面，悲痛万分……如今，整整10年过去了，每每想起于佩良教授，心里就有一种难言的悲痛，他的音容笑貌仍然时时浮现在我的面前。
1975年我于青岛医学院毕业留校后分配在病理教研室任教，当时我一心想干神经内科，对病理专业毫无兴趣，并一直在寻找机会调整专业。随后，科室派我跟着于利甲老师到胶东地区做宫颈癌普查工作,于利甲老师对我谈起山东病理界的前辈,特别给我提到山东医学院于佩良教授在全国和全省的学术地位,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于佩良教授的名字，知道他是山东病理界的名人，心里油然产生了崇拜敬佩之情。在于利甲老师的建议和帮助下，我1977年夏天有幸到山东医学院进修学习一年。当我第一次到于教授的办公室见他时,心里十分忐忑。但没想到他对我那样和蔼可亲,非常仔细地询问我病理学习的情况,以及对进修学习的要求，除了安排我参与教学听课外，还安排我到附属医院参加外检工作。在那一年的学习过程中，我多次得到他的亲自指导，使我逐渐认识到临床病理工作在医学中占有的重要地位。正是在于教授和山医病理教研室其他多位老教师的教导和指引下，我逐渐爱上了病理专业，从此放弃了转专业的念头。
1982年我因家庭原因需要调到济南工作，当时大学内的工农兵学员正面临被淘汰的局面，我不敢再调到山东医学院，而是打算调入济南市中心医院。当他知道我的想法后，非常认真地建议我调到山东医学院，他认为山医病理教研室这个平台对我的业务发展更有利。正是在他的帮助和鼓励下，我才下定决心调入山东医学院病理教研室，开始了我人生道路上新的一页。每想到这些，我都深深地感恩于佩良教授，当初正是他给我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没有他的建议和鼓励就没有我的今天。
在刚刚调入教研室的那段时间我很自卑，对自己能否胜任科室工作非常不自信。他看出了这一点，为了能让我顺利地融入教研室的工作学习环境，他多次主动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不需要帮助。那时他的办公室在教学六楼的最东面，我的办公室在教学六楼的最西面，他常常拿着一些十分少见并有趣的病理切片从最东头一直走到最西头，让我阅片并要求我提出自己的诊断意见和诊断依据，如果我没有做出正确诊断，他会抽出时间在多头显微镜下和我一起阅片。在和于教授一起阅片过程中，我逐渐体会到显微镜下的微观世界是那么神奇和有趣，他的一句至理名言是：“ we see only what we look for, we recognize only what we know ”。正是在他的不断教诲、悉心指导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我的业务能力不断地提高，并逐渐建立起自信心。
我第一次和于主任一起出发是到成都参加中华医学会第五次全国病理学年会。那个年代交通远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卧铺车票非常难买，他主动托人买了两张票，和我一路先到西安。由于我回来后要参加一个重要的英语考试，在车上我拿着本英语考试书埋头苦读，一路上他就是我的英语辅导老师。于教授英语精湛，在我们整个医学院也是首屈一指。书上那些极生僻的单词他都讲解得那样透彻，极复杂的句子他都分析得那样明了，使我在途中学习了很多东西。为了给我减压，他执意带我去大雁塔、小雁塔和兵马俑参观。我知道于主任多次来过西安，早就参观过这些古迹，他陪我参观这些古迹完全是为了帮我放松情绪。在参观过程中他还给我讲了很多有趣的历史故事，这使我对他惊人的记忆力，渊博的历史知识佩服得五体投地，也对他的良苦用心充满了深深的感激。
在我去苏州医学院参加在职人员硕士研究生答辩时，于教授作为我的导师不辞辛苦陪我前往苏州。答辩前，他已对我的论文做了多次的修改，但在去苏州的火车上，他又让我再次把准备答辩的内容复习一下，并提出修改意见，从而使我顺利通过了答辩。
1994年于主任第二次到美国访问时，给我寄回一封信，随信寄来的还有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文章，文章写是一位有乳腺癌家族史的女性如何焦急等待BRCA基因检测结果的故事。我知道这是导师在提醒我要加强对乳腺癌相关基因BRCA1的关注和研究。因此我立刻查阅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希望能够做中国人乳腺癌BRCA1基因突变率的研究。尽管后来得知国内该项课题已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牵头开始做，但我一直没有忘记于教授这份期望，多年后，还是让我的一名研究生做了这方面的课题。
于教授对科学前沿发展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前瞻力。在80年代初就在国内率先开展免疫组化工作，从事乳腺癌雌激素受体检测的研究，探讨不同免疫标记方法检测ER的可靠性。他想方设法和国内外多个实验室联系，较早开始单克隆抗体检测ER的工作，为国内和山东省推广乳腺癌雌激素受体检测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90年代初，基础医学院得到一笔购买设备的资金，在征求老教授们的意见时，于教授建议购买计算机用于教学和科研工作，当时很多人还没见过计算机是什么样，也不相信计算机的能力。现在回想起于教授当初的建议是多么超前和有远见卓识啊！
于教授十分重视新知识新技术的进展，为了科室的学术发展，他先后邀请多位他那些学术造诣高深的老同学、老朋友到山医来讲学，如闵希钧教授、Dr.Lalla Iverson、刘言仿教授、谭郁彬教授等都先后到教研室来讲学，这些学术活动极大地促进了科室学术发展。在80年代末，艾滋病及其相关研究刚刚在美国流行，国内还没有有关艾滋病的病例资料，Dr.Iverson 带来了许多宝贵的艾滋病的切片，包括卡波西肉瘤、卡氏肺孢子虫肺炎、弓浆虫病等，这套宝贵的教学切片使我们认识了这个疾病。
1989年于佩良教授与Dr.Iverson在济南
于佩良教授把他病理知识和病理诊断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的学生和科内的年轻教师。他培养了一大批病理研究生，象苏兆玉、苏晓萍、周庚寅、张顺利、荆雪枫、于建宪、于颖燕、李青、黎莉等。现在，他的学生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出了突出贡献。于教授有着惜才爱才的伯乐之心，对他的学生有着慈父样的感情，他通过各种途径将学生们送到国外培养，而且十分关心他们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每次去美国他都会看望他们。同时，山东省内很多病理医师也都受到于教授的指导和提携，象李新功、王家耀主任等。直到晚年，于主任还常和年轻教师一起读片，讨论。他为山东大学病理教研室和山东省病理人才培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于佩良教授在指导年轻教师修改文稿
于教授是我国病理学发展的一本活字典，在平常谈话中他常常和我谈起老一代病理学家，象胡正详教授、梁伯强、谷镜汧、刘永、陈钦才教授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文革中，他受到非人的迫害。文革后他担任科室主任，不计前嫌，宽容、平和地对待那些伤害过他的人，那是怎样博大的胸怀啊！
于教授毕生致力于病理事业，是临床病理诊断的大师，他的诊断水平在全省及全国都享有很高的声望，深受病理界同行的敬佩和患者的爱戴。他所做出的病理诊断是那样思维缜密，无懈可击。他非常热爱他所从事的病理专业，直至去世前，他几乎每天都到办公室看病理切片，因为很多患者是从外地慕名而来，为了及时做出诊断，他中午常常很晚不能回去吃饭。有时还免费为经济困难的患者作诊断而从不接受患者的礼物。他真正做到了为病理事业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于教授是一个学识渊博，富有哲理,有丰富人格魅力人。他不仅在专业方面的知识博大精深，而且极富有哲学思想和文学修养，他讲的许多话都富含哲理，和他谈话总能对你有所启迪，让你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所以当他有时间时我常和他聊天，谈工作，谈生活，谈读过的书。他能够熟练的背诵狄更斯《双城记》开篇的大段文章，能讲出海伦•凯勒《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许多故事片段，他对很多古典名著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评价，不得不让人惊叹于他的记忆力和博学。不了解于主任的人可能认为他比较倔强，十分严肃，不拘言笑，有时不近人情。其实和于教授接触多了，就知道他是个感情十分真挚，内心丰富、心地善良、热爱生活、多才多艺的人。他擅长游泳，是老年冬泳队的队员，他在85岁高龄还能十分自如地骑自行车，他骑着自行车在校园内穿行俨然就是学园内的一道风景线。他喜欢听音乐，一个人在家的时候除了看书，就是听古典音乐和英语广播。他有着非常纯厚的男中音，声音极具穿透力。我记着他非常喜爱唱的一首歌曲是李叔同先生的《送别》：“长亭外古道旁，芳草碧连天……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离别多。”直到今天，我还能清楚地记得他唱歌的声音和样子。写到这里，更加勾起我对他深深的怀念和难以抑制的悲痛之情……
在纪念于佩良教授逝世十周年的日子里，我深深的怀念和导师一起相处的日子，我从导师身上学到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学到如何做人、做事的更高境界。我庆幸今生能遇到于教授这样的恩师，把我引导到病理专业这条路上，我更要感恩导师教我如何做人、做事。
于教授，您尽管走了十年了，但您渊博、睿智、脱俗、清高的人格，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