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宝璋（1893-1967），字又我，1894年4月17日生于利辛县阚疃镇。他是中国著名的病理学家、中国近代病理学先驱者之一，曾担任香港大学医学院病理系主任、教授、中国医科大学（今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
亓建国
1956年7月27日，周恩来总理（右一）在中南海怀仁堂，侯宝璋被安排坐在周总理身旁
侯宝璋
侯宝璋出身于中医之家，父亲侯秀春是清光绪年间秀才，屡试不第，弃儒从医。侯宝璋的成长历程很受他祖父和父亲的影响，他的祖父思想开放，父亲比较守旧。侯宝璋年轻的时候受到祖父的激励，反对盲从封建统治，求真求变。他常对人说他感激祖父的鼓励和教导，使他能精于专业，又能拥有多才多艺的一生。有一次侯宝璋受到社会新思潮的影响。毅然剪掉辫子。这行径遭到了父亲激烈的责难，侯宝璋只好离家出走。这一走，结果改变了侯宝璋的一生。
侯宝璋离家之后经济来源中断，只好到安徽怀远一所名为民康的教会小医院当化验室的帮工。由于他工作优异，民康医院保送他进入相当于高中的含美学校学习，毕业后又保送进南京金陵大学医学预科班。在金陵大学期间，侯宝璋因为考上第一名，可以免交学费，但生活费还要靠自己解决。幸好侯宝璋写得一手好字，于是晚上给人家抄书赚取生活费。后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
离开金陵大学之后，侯宝璋又回到民康医院，仍然在实验室工作。他白天努力工作，晚上刻苦自学，经常熬到深夜时分。民康医院的负责人见此情景大为感动，认为这样的人若得不到学习机会，实在太可惜。于是民康医院再次将侯宝璋保送到北平协和医学校学习，时为1916年。两年后，侯宝璋分班入齐鲁大学医学院学习。1920年侯宝璋获得协和医学校医学博士学位后，曾任安徽怀远民康医院驻院医生。1923年，侯宝璋进入齐鲁大学医学院病理系任教。1926年，侯宝璋获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先后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在芝加哥大学，他跟马克西莫夫教授学习组织学。后来在柏林大学，他在皮克教授的领导下，接受了极为严格的病理学训练。侯宝璋得到了教授的格外眷顾。1934年，侯宝璋到英国伦敦大学热带病理研究所工作一年。
1929年至1933年，侯宝璋出任齐鲁大学医学院病理及细菌学系副教授、代理系主任。1936年，侯宝璋出任齐鲁大学医学院病理及细菌学系教授、系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国家利益和抗日大局，也为了齐鲁大学的荣誉，侯宝璋毅然决定与齐鲁大学共进退，到达四川成都后，侯宝璋一度代理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兼任华西协和大学病理系教授、系主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病理系教授。1938年，到贵州贵阳参加筹建贵阳医学院，被任命为教育部所聘教授。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侯宝璋于1946年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1947年，他应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邀请赴英国讲学。1948年，侯宝璋受英国教育部所聘，到香港大学出任医学院病理学系主任和教授，并代理院长职务。侯宝璋在香港的日子里，曾为增进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1952年，他把次子侯健存由港大送回内地工作，支援国家的文化建设。1955年，他组织包括香港大学医学院人员在内的英国医学家代表团访问了北京和广州。1956年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侯宝璋随同香港医学界组团参加了会议。1957年，侯宝璋到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华全国病理学会成立大会，作了学术报告，并参加了中华医学会年会。1958年，他推荐并安排当时在港大当病理学外部考官的国际著名的肿瘤病理学权威韦理士教授去北京访问。在1959-1961年间，侯宝璋又应国家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邀请三次赴中国内地，先后访问广州市的各医学中心和中央卫生部及该系统各医学中心，从事学术交流活动。侯宝璋在回国交流期间，引起了国家卫生部的注意。1956年7月23-29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国家卫生部的官员知道侯宝璋是国内外知名的病理专家，殷切希望他能回内地参加新中国的建设。7月27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与大会主席团成员以及港澳来宾座谈。周恩来紧握住侯宝璋的手，表示了亲切的问候，并关心地询问侯宝璋在事业上的成就。侯宝璋深受感动，回到宾馆就表达了要回内地参加建设的决心。
1960年，侯宝璋教授从港大医学院约满退休，为表扬侯宝璋对港大医学院对贡献，港大随即委任他为荣誉退休教授。翌年，港大再度向侯宝璋这位誉满天下的同僚致以最高的敬意，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这是港大创校来第一次颁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1961年底，国务院任命侯宝璋为中国医科大学（现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1962年春，侯宝璋带着从英国学成归来的次子侯建存启程往北京赴任。到京后，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侯宝璋伉俪和侯建存，并在中南海西花厅设家宴为他们洗尘。作为从海外聘请的专家，侯宝璋担任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每月工资是人民币500元，这比当时国家主席的薪酬还要高。侯宝璋对国家给予他一家的礼遇既感激又不安，1962年，他三次口头申请减少工资。
侯宝璋先后两度在中国大陆执教，数十年来为祖国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他的讲课生动风趣，深入浅出，能把学生难以理解的复杂问题用几句精辟的话概括，常令学生豁然开朗，长久不忘。他1932年所著《实用病理组织学》一书，是中国第一部病理组织学用书，是他教学的代表作。
侯宝璋是近代中国和东亚病理学的先驱者。早在1930年，他就在中华医学会第八次大会上，发表过《齐大医院130例病理解剖之研究》和《山东尿石病之研究》两篇论文。侯宝璋治学严谨，刻苦认真，一共发表论文50余篇，专著3册。
侯宝璋在病理学方面的卓越成就，使他在国际上享有盛誉。1958年，侯宝璋被选为伦敦肿瘤学会第七届委员会执行委员。1958年，他担任东京第二届国际防癌会议主席团成员，并负责编写由雷文主编的《癌百科全图》中肝癌病理学一章。他也是美国病理学会会员，又担任香港政府医务病理学顾问。
侯宝璋一直对中医有浓厚的兴趣，他以现代医学的观点对中医史进行研究。1942年发表了《为司马相如的病下一诊断》一文，表示司马相如患的病乃是糖尿病。同年还发表了《医史业话》和《中国解剖史之检讨》两篇文章。1943年发表了《中国牙医史》、《杨梅疮考》等文章。侯宝璋贯通中西医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中医史的研究，对保护中医学遗产也是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侯宝璋对中医学的研究使他成为中国科技史权威学者李约瑟的指路明灯。李约瑟特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序言中感谢“病理学家、解剖学家和医学史学家侯宝璋”给予他的协助。
侯宝璋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病理学家和医学教育家，也是一位文理贯通、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了解。他热爱中国文化，是一位文物收藏家，还是一位高水准的文物鉴赏家。在成都期间，逛旧书店买旧书画，成了他自得其乐的癖好。他常常独自到西御街去逛旧书店，一去就是半天，总会买来一两幅旧画，兴高采烈地拿来给关山月、赵望云一起欣赏、鉴定，有价值的就收藏起来。在香港期间，他常到摩罗街寻宝，省吃俭用收藏了大量流散海外的陶瓷、书画和善本古籍等珍贵文物。从旧货堆中经过多年的搜寻，侯宝璋收藏的文物中积累不少国宝级的珍品。大英博物馆就曾开出百万英镑的高价收购侯宝璋的藏品，被他婉言谢绝。他不愿中华文物流散海外，并且在赴京任教期间将藏品悉数带回。1963-1972年间，他与夫人廖文英女士先后数次将珍藏的书画作品804幅，晋、唐、宋瓷器文物506件，图书2067册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当时的文化部长沈雁冰两次向侯宝璋颁发褒奖状。除了捐献文物给故宫博物院，侯宝璋在1963年将他收藏的十多件古代中国医学文物捐献给中华医学会。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侯宝璋也受到冲击。1967年1月的一天深夜12点钟以后，中国医科大学的红卫兵冲进大水车胡同侯宅，把四合院内侯家所有人叫到院子里排队，威胁他们交出所谓“反动物件”。1967年3月12日，侯宝璋因患急性心肌梗死不治，于北京逝世，享年74岁。1967年4月2日，侯宝璋在港好友百余人在香港中华中商会礼堂举行追悼会。1979年6月18日，侯宝璋逝世12周年之际，侯宝璋追悼会终于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国家领导人叶剑英、邓颖超、乌兰夫，以及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卫生部等都送了花圈。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等出席追悼会。卫生部副部长郭子恒在悼词中称颂侯宝璋是“爱国、进步的科学家”，肯定他对发展中国病理学研究和医学教育的贡献。追悼会并宣布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下强加于他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并彻底恢复名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