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彦仿 口述 程 虹 整理
由于特殊而复杂的历史原因，我在大学里曾经听过两轮病理课。先后有三位老师给我们授课，分别是康锡荣教授、吴在东教授和李佩林教授。
1948年，由于康锡荣教授不幸患晚期胃癌病逝，中央大学医学院聘请南京中央医院实验诊断科主任吴在东教授给我们上病理课，他是我的第二位病理学授课老师。记得当时我和另外一位同学曾作为学生代表，到中央医院去邀请吴在东教授。他个头虽不高，但很精干，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有些严肃，这个印象在后来的接触中逐渐改变。
那时吴在东教授在中央大学医学院做兼职教授，每次来上课都有专车接送，往返于医学院和中央医院之间。他主要给我们讲授病理学总论，前后大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虽然六十多年过去了，老师在课堂上讲课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课堂上，他对教学的激情，以及对科学和病理这个学科的热爱，深深感染着我们，大家都听得入了神。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那善于深入浅出、发人深思、引人入胜的教学方法。每讲到重点处，他往往会提出一个关键而确切的问题，让学生思考并回答问题。答对了，他会高兴地肯定学生的意见。当学生一时回答不上来时，他会耐心等待，反复启发，直到大家把正确意见道破才算罢休。有一次，讲到胃溃疡病出血，他问大家是什么机理引起出血的，有人说是渗出性的，有人说是血管破裂引起的，直到有人说是胃液消化引起的腐蚀性出血，他才满意地点点头。他所讲过的课，我不仅理解吸收了，而且深深地印在脑海里。后来，当我自己也走上了病理之路，开始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对这种启发式教学才有了越来越深的体会。
课堂上，吴在东教授是一位极其认真的老师，而课下则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朋友，他性格幽默，爱说笑话，与学生们打成一片，深受大家的喜欢和爱戴。那年春天，我们全班同学集体到南京玄武湖游园，特别邀请到吴在东教授和夫人朱既生教授同游，度过一个难忘的春日，并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在我记忆中，吴在东教授不仅仅是一位传道授业的老师，他还是一位战士，一生满怀赤诚的爱国热情，为党为国家做了很多工作。听说，他早年就参加过五四运动，是中学抵制日货纠察队的成员。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时，在上海积极参加了十九路军的抗日战地手术队。1931年于上海医学院毕业后，1933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科进修，1934年考取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英国，又在德国进修诊断病理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在东教授毅然回国，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并自觉参加了党的许多工作。1939年，他和一批朋友共同筹款资助新四军，还准备去新四军开办一所医务学校，后来由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被围困于香港而未能如愿。在香港，他利用医生的工作条件巧妙地掩护过地下党员和国际友人。1942年，他参加了广东东江游击区的医务工作，亲历过东江纵队的战斗生涯。解放后，吴在东教授为党和国家兼任过多项非病理专业的工作，担任过南京市卫生局长、江苏省人民委员兼卫生厅厅长等等。
这些都是耳闻，我人生中跟老师的第二次时空交汇是在南京解放以后。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当年的春夏季节，华东地区的解放军战士开始大规模下河学习游泳并练习水中作战，为解放台湾做准备。进入秋冬季节，大批解放军官兵感染了血吸虫病，造成部队整体战斗力的削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保委员会发出了《关于防止日本血吸虫病的指示》的紧急动员，南京市成立了日本血吸虫防治大队，吴在东教授受命为大队长，亲自到浙江嘉兴总部，部署并参加防治工作，不辞艰辛，日夜操劳。当时，我作为一名医学院的见习医生，参加了解放军某团的医疗队，在那里经历了短暂的军营生活。我每天的工作是管理十几位患病战士，主要负责治疗，包括给他们打针这样的操作。日本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持续了数月，感染血吸虫病的战士全部治愈，并随后开赴抗美援朝前线。1950年血吸虫防治大队胜利返回南京时，吴在东教授作为大队领导在欢迎大会上发表讲话，我这个学生在人群中只能远远地望见他。那年，我也为此荣立了个人二等功。
次年，我从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并入伍，真正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之后的很多年，没有跟老师直接交流过，但一直关注有关他的一些消息。他的工作经历也如人生经历一样丰富，曾历任许多医学院校及研究单位的病理科主任，如广州孙逸仙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同济大学医学院、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南京大学医学院、湘雅医学院、贵州中央医院、南京中央医院、华东军区总医院、解放军总医院以及军事医学科学院，还担任过中华病理学会副主任委员及中华病理学杂志总编辑等职务。也正是因为他曾经在这么多地方主持过工作，在40余年职业生涯中，亲自启蒙培养了一大批病理学专业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其中包括许多老一辈的著名病理学家，如肿瘤病理诊断专家顾绥岳教授、超微病理学专家武忠弼教援、食管癌普查和研究（食道拉网诊断）创始人沈琼教授，还有随后的陈德蕙、刘雪桐、游联壁、李维华、朱清扵等教授，以及现今仍在一线工作的纪小龙、宋惠芳、韦立新及于国等教授。
这期间，他还于1953年调到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病理系当主任，成为我国放射病理学研究的先驱和开拓者。这是他一生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启动了我国放射病理学的研究。
直到1971年，因为工作关系，才又有机会跟吴在东教授再次相见。那一年，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了攻克慢性气管炎的文件，于是全国性老年慢性气管炎研究工作轰轰烈烈地展开，总后和卫生部军管会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攻克老年慢性气管炎工作会议。我作为相关的病理专业人员，从重庆坐火车到北京参加了这次会议，那时因为三所军医大学“调防”，我们第四军医大学搬到了重庆，我刚刚开始负责病理教研室的工作。总后专门成立了全军防治慢性气管炎病理协作组，吴在东教授任组长，我曾一度担任副组长，配合老师工作。后来的几年里，我往返于重庆和北京之间，常到北京参加协作组工作及各种会议。当时，吴在东教授是解放军总医院病理科主任，我们的工作地点就在总医院病理科。协作组工作之余，我还会跟老师一起看片子，讨论一些活检病理，有了很多收获。
跟吴在东教授一起工作的日子是难忘的，他不仅在工作上给予我指导和帮助，还从生活上悉心关怀。他是个平易近人、慷慨好客的人，看我在北京期间一个人住招待所，就担心我吃不好，隔三差五地请我吃饭。作为学生我觉得很过意不去，有一次回请他吃饭，结果还被他批评了，觉得年轻人不应该跟他见外。
协作组工作结束之后，我们学校又“回防”，重返西安。百业待兴，重建家园，此后数年中，除了在全国和全军会议上见过老师，再也没有一起共事过了。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屡次遭受冲击，但即使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吴在东教授也一直没有改变对党和国家的爱戴和信念，并且一直保持着乐观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晚年病魔缠身的日子里，依然心系病理学科的发展，并留下遗愿，将自己的遗体全部贡献给尸体解剖和研究工作，真正地把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病理学事业。
附一 吴在东教授简介
吴在东（1905-1983），病理学家。1905年11月15日生于福建省长汀县，1983年3月19日卒于北京，享年78岁。1931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并留校任病理系助教。1934留学于英国、德国，先后在伦敦大学、柏林大学等校病理研究所进修，被推荐为英国病理学会会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曾在多处行医与任教，1938年起历任广州孙逸仙医学院病理系教授、国立上海医学院病理系教授、贵阳中央医院检验科主任、宜宾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病理馆主任、南京中央医院实验诊断科主任兼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病理系教授及长沙湘雅医学院客座教授、南京大学医学院病理科主任、华东军区医院（南京军区总医院）实验诊断科主任、南京第五军医大学病理科主任、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病理系主任、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病理室主任、解放军总医院病理科主任，其间还曾经先后担任过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局长、江苏省人民政府委员、江苏省卫生厅厅长、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病理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病理学杂志》总编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医学百科全书》病理学分卷编委等多种职务。在40余年职业生涯中，不仅仅作为临床病理学家竭诚为病人服务，并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病理学专业人才，而且，作为中国军事病理学奠基人和放射病理学的创始人，为中国防原医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附二 1948年春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45级同学于玄武湖游园合影
后排站立者左九为吴在东教授，其右手边为夫人朱既生教授（同为病理学家），后排站立者右四为刘彦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