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一曲和皆难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病理科于佩良教授逝世10周年纪念
李新功 山东省立医院集团东营医院 Email: blxm7770@qq.com
于佩良教授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就在我眼前。
于教授1921年出生于山东安丘，1948年毕业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先后在齐鲁大学医学院、山东白求恩医学院、山东大学医学院任教，曾任九三学社山医大支社委员，济南市第七、第八届政协委员，2006年6月18日因心肌梗塞在济南去世。
我还在实验中学读书时，同学里有几个山医子弟，常提到那些大名鼎鼎的医学专家，其中于复新、于佩良父子教授给我印象很深。于复新是于佩良教授的父亲，是一位传奇人物，从齐鲁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化验室练习生做到检验科主任、临床细菌学教授，因为发明检测梅毒的“于氏法”血清环状实验而享誉海外，撰写了我国首部《实验诊断学》，1952年到北京参加了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因为有这样一位父亲的熏陶，于教授的兄弟姊妹都选择了医生职业。于教授的哥哥于保良曾经是济南军区总医院的病理科主任，妹妹于路珍是山东省立医院的眼科教授，都是知名专家。
1975年夏秋之交，胜利油田开办“七.二一大学”，培训基层卫生人员，延请山医的老师讲课。而在油田职工医院工作的我，那时刚刚调入病理室，也有幸前去听课，在课堂第一次见了到闻名已久的于佩良教授，由此开始了延续30年的师生交往。
那年10月，医院安排我去山医进修，和于教授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2005年《中华病理学杂志》创刊50周年纪念会上，我发言谈到曾在于佩良教授的办公室看到过1960年代出版的、用像地瓜面窝头颜色的再生纸印刷的《中华病理学杂志》，于教授全神贯注翻阅杂志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尽管当时文革的影响还存留，于教授在教研室的权威地位还没有恢复，但他对教学工作依然非常严谨认真。因为文革的冲击，许多教具损坏了，于教授讲课前常要我帮他画些教学图，并仔细布置要求，说明挂图要显示的知识点。这也促使我更深入地阅读教科书，更扎实地掌握基础知识。后来安排我给75级学员讲课，讲课前首先要在教研室内部试讲。我每次准备得还算充分，其他老师，像张紫萱老师、刘景琴老师、王美清老师、徐彩珍老师，甚至乔柏生主任，对我评价都还不错，但只要于教授到场，我就会紧张得浑身冒汗，因为我知道他对学生要求的严格，生怕自己不能让他满意。不过于教授每次都悉心指导我，帮我更好地完成教学。
于教授是国内最早提出推广免疫组化技术的病理专家之一。现在已经成为病理科常规工作的免疫组化技术，在1980年代才刚刚引进。为推广这项技术，于教授准备出版旅美专家陈梅龄教授关于免疫组化技术的手稿。当时出版书籍虽不像现在这么规范，但也有很多规矩，比方要有盖公章的单位介绍信，而那位身在美国的陈教授哪能提供这个？找了许多地方都不肯接受，于教授十分着急。后来我联系了石油大学出版社，印出了这本32开的小册子，应该是国内较早的关于免疫组化问题的参考资料了。
于教授非常愿意提携年轻人，鼓励年轻人努力进取。1987年6月，山东省第四次病理学术会在济南召开。我为会议投送了3篇稿件，其中关于黏膜相关淋巴瘤的稿件和关于胎盘缺氧性改变的稿件被安排大会交流。那时黏膜相关淋巴瘤还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因为上海肿瘤医院涂连英教授对我们的一个病例做了这样的诊断，促使我们阅读了一些国外的资料，观察分析了一组病例。于教授听了以后比较满意，在会议总结发言中特别点名表扬了我们。这是我第一次受到于教授的当众表扬，为我以后继续努力注入了力量。
于教授是全国著名的专家，但他仍然非常虚心地学习新知识。1989年济宁举行的山东西片读片会上，上海肿瘤医院张仁元教授介绍了一组新的软组织肿瘤。于教授到会较晚，没有赶上张教授的讲座，当天晚上他就要去了我的笔记。尽管我记得很潦草，他还是耐心认真地看了一遍。2005年省病理质控中心组织全省病理医生培训，聘请各地专家授课，于教授听了所有在济南举行的讲座。这种学无止境的大家风范使年轻一代十分受教育。
于教授不是那种谙熟世故、练达人情的人，他也不屑那样。但于教授也是一个有趣的人，有时也会开一些玩笑，只是能引得大家忘情大笑的时候不多，因为这些笑话都很典雅，需要了解出处和背景，每每是曲高和寡了。1997年5月，山东省东片病理读片会在莱阳举行，会后我陪于教授一起乘火车返回济南。于教授那天谈兴甚高，在卧铺车厢和我一直聊到深夜。话题从关汉卿谈到莎士比亚，从《红楼梦》谈到《悲惨世界》，从老庄谈到黑格尔，从胡正详孙绍谦谈到巴甫洛夫，涉及文学、历史、哲学、艺术，议论了荣誉、背叛、命运、情操，是我和于教授认识以来听他讲得最多，交流最广泛的一次。他对许多问题的见解都使我折服，深深惊叹于他的渊博。也就是在那次，我请教于教授他常说“降落伞只有open才有function”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于教授说，这句话说的不仅仅是要打开思路，其实是指要调动自己的一切能力与外界接触，去学习，去改变，包括改变自己，只有学习和改变，才会有提高。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有了真切的体会。
于教授教学很有特点，不拘泥于教科书，听起来好似杂乱，其实内容非常丰富，里面包含着他自己的见解，他希望学生对每一个问题都能全面掌握，把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2001年7月，山东省病理读片会在日照举行，到会的有廖松林教授、高钟禹教授、周庚寅院长、纪祥瑞教授，还有日本的觉道健一教授。会上有一例室管膜下巨细胞星形细胞瘤，经过大家讨论，诊断意见基本一致了，但于教授仍然要继续讨论这个病例，他听了几位医生发言，又点名让我谈谈，其实我对这个病也没有更多的新内容可讲，就又泛泛地重复了一下前边几位发言的主要内容。听完我发言，于教授站起来要补充，这时我突然明白了于教授的意图——他是要强调这个肿瘤和结节性硬化症的关系，因为前面的讨论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可是我反应得已经晚了。于教授果然讲了一遍这个肿瘤与结节性硬化症并发的情况，指出这是这个肿瘤的一个重要临床特点。我想，这是于教授对我的一次考试，我没有及格，让他失望了。从此我永远记住了这个读片会编号1926的病例。
于教授晚年常常自掏腰包参加学术活动，既是学习交流，又能和老朋友见面，也是问心无愧的旅游。2003年10月底，《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在黄山举办乳腺癌专题研讨会，我去参加了。报到时正好遇到于教授和张庆慧主任。庆慧要我和于教授住在一起，吩咐我照顾好于教授，她因为还有其他事情，在黄山待不了几天，说把于教授交给我她就放心了。这个“放心”使我深感责任重大。白天开会，晚上，我陪于教授逛黄山的老街，看真真假假的古董，吃形形色色的小吃，一起的还有省立医院王永康大夫。永康是个济南通，模仿老济南各种摊贩的叫卖声简直惟妙惟肖，和老街的摊主讲起价钱也妙趣横生，于教授逛得兴致勃勃听得津津有味。和我们这些小字辈在一起，他也仿佛年轻了。会议结束，我们租了一辆小车，一起去了花山迷窟、宏村、棠樾牌坊群，11月2日又一起去登黄山。坐索道缆车上到黄山迎客松，然后就是步行了。秋季蓝天如洗，黄山风景如画。我和永康一边走一边讲着各种趣闻轶事，分散于教授的注意力，减少他的疲劳。但路旁其他游人看到老人家健步登山，又听说于教授已经80高龄，就一起鼓掌加油，更使得于教授聊发少年狂，走得更快更带劲。晚上回到宾馆，我给他在浴缸放了热水，把椅子摆在浴缸旁边，请他烫脚。于教授上床后我又为他按摩腿部肌肉进行放松。这可能就是他对儿子说，在他的学生当中我对他很好的原因了。于教授其实也很关心我，看到我在吊桥上乱晃乱跳，在船上把脚伸入千岛湖水中，他就委婉地批评我，说如果你的家人看到了会怎样想？还是要注意安全啊！这种慈父般的关心使我至今难忘。
于教授有很高的声望，也非常受学生尊敬。那次从黄山返回济南乘火车时没有买到卧铺票，上车以后我找到列车长，说明于教授是全国有名的专家，请列车长帮忙。列车长立刻安排了一个软卧铺位给于教授休息。早上我过去看于教授时发现软卧包厢热闹非常。原来列车上还有几位山医的老校友，从列车长那里听说于教授也在列车上就找过来与于教授见面，问候曾经的师长。五六位已经白发苍苍专家模样的老校友围着年迈的于教授热烈地交谈，共同回忆在校的时光。金色的朝晖洒在车窗外生机勃勃的田野上，也映照在他们师生的脸上，把气氛烘托得那么温馨感人，使我不由得想到“桃李满天下”这句话，对于教授更充满了景仰……
2006年于教授85岁，我曾经征求过他的意见，是不是像其他省市为老专家们做的那样，请学会或学校牵头组织一次祝寿活动？他婉拒了，说自己就是一个普通教师普通大夫，不愿兴师动众，不愿麻烦大家。我又建议他秋天到东营看看，看看湿地，看看黄河入海口，他倒是挺乐意，可惜还没有落实就突然去世了。让人宽慰的是，最终于教授还是回归了他一生喜爱的大海——那里也有来自黄河的水……
这次本来是想写一篇精炼的短文，纪念于教授，可是一动手就停不住，思绪纷飞情感涌动，拉拉杂杂写了这么一些，还有许多话觉得没有说完，不足以表达对于教授那种高山仰止的崇敬爱戴之情。于教授去世后，省病理学会在济南宾馆举行悼念活动，庆慧要我代表中青年病理工作者发言，我用“渊博、睿智、脱俗、清高”来概括了对于教授的印象，这也是许多人共同的认识。济医附院张仁亚主任是个有心人，当时做了录音，又把录音整理稿发给我修订，发在了华夏病理网上。后来于路珍教授可能是从在她科室工作的我妹妹那儿要了号码，亲自打电话给我，说在海外的亲属们都看到了我那个发言，说我说出了他们想说没有说的话。我想，这是指关于“文革”的那几句话了。“文革”中于教授受尽磨难历尽坎坷，但他仍然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对事业痴心不改，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崇高情怀，是真正值得尊敬的。
近年来，在山东病理人的集体努力下，山东病理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病理队伍不断壮大，工作水平不断提高，质量控制深入开展，互联网平台把大家拉得更近，山东病理学科“千帆过”“万木春”的时代已经来到，于教授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
（20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