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风亮节，人所共仰 -----忆导师武忠弼教授
谈东风
2006年底武汉同济海外病理学者回母校讲学时与校，院领导及武教授等合影
前排：李荣山博士，谈东风博士，武忠弼教授，李培根院士校长，冯友梅校长，沈四九博士，龚树生主任
后排：王国平主任，张办事员，杨义书记，王华敏博士，李和院长，屈振宏博士，郑新龙博士，吴人亮教授
武忠弼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病理学家和医学教育家.武忠弼教授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我有幸成为他的一名弟子。我83年在武汉同济本科毕业后，读病理硕士，1985年攻读病理博士，均师从武教授。在他去世两周年之际，我撰写本文缅怀恩师。
武教授从1936年求学于同济、后执教于母校直至临终 (2007 年 11 月 8日)，栉风沐雨70余载。他为促使母校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与裘法祖并称为同济双璧。五十年代末，他去德国研究电子显微镜。其后，他主攻超微结构病理，为发展病理学及超微病理学呕心沥血。武教授论著丰硕，曾获国家, 国家教委、卫生部多奖。
我记得一九七九年十月的一天上午，武教授在三大教室给我们78级二大班的同学讲病理学总论。尽管我们当时有幸得到由他主编刚刚出版的全国病理教材，但武教授在一个小时的课程中完全没用他的教科书。他用了四个病理病例给我们作了深动简洁的介绍。他最后强调，作为大学生，只背书本是远远不够的，学生最重要的不是拼命考试全优，而是应该懂得自学的重要性，学会恰当而充分地填充自由空间。课后他还认真地聆听和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他敏捷的思路，渊博的学识给我们年轻一代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对研究生有三个基本要求。首先要会充分利用图书馆，要博览群书，尤其要重视查阅最新出版的文献。84年他要求我读100篇相关论文，然后对自己的课题制定缜密的计划。第二，施行计划时必须自己动手。研究生要运用好实验室，尽早进入实验室、进行独立的操作。他以为，这样的自主意识才会对研究生自己成才有积极意义。当时为了建立一个接近人类肝癌的动物模型， 他让我自己去江苏启东崇明岛(中国肝癌高发区)购买黄曲霉毒素和 参观当地的肝癌基地。第三，每个研究生至少掌握一门外语，博士生要学好二门外语，熟知自己的专业词汇。武老的言传身教，对后辈学子影响深远。
武教授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为得到第一手资料，他先后三次亲自去荆州江陵，对公元二千多年前的西汉木乃伊器官进行详细系统研究。他的著作《江陵凤凰山168号墓西汉古尸研究》对考古学和人类学重大贡献。自从由他一手筹办的武医实验中心楼落成起(83年夏)， 他的办公室就成了他的家， 在那里度过了他一生最后的24年。很多师生都会记得当年他四楼办公室彻夜不眠的灯光。武老博闻强记，有着极强的语言天赋和丰实的人文底蕴。一有空他就在电脑前或打字机上撰写书信文稿，先后主编主译及合编20余部专著，发表180余篇专业论文，撰写数十篇医学科普文章。据亲友和医护人员回忆，武教授在2007年3月7日接受手术时，他还处于麻醉后的昏睡中。突然，老人连声说：“我的鼠标呢？鼠标哪去了？!”在武教授生命中的所有记忆里，只有工作永远是难舍的！
作为中德医学界“交流大使”，武教授曾往返德国近六十次。尽管他工作繁忙，他十分关心中国留学生。88年冬，他访问埃森大学时，对 中国留德学生感触颇深地说，中国学生在国外以刻苦著称，但不会像德国学生一样有丰富的课外活动。 中国学生应建立向课本外拓展的意识。
武教授开朗达观、幽默风趣。我最后一次见武教授是2006年11月30日，当时应王国平主任的邀请，回国参加同济国际临床病理研讨会。看到年迈(87岁)但依然谈笑风生的老人， 我提醒他要注意 休息。“没事，我身体棒得很，”他笑着说。接着又对身边李培根校长开玩笑，“你不会撤我的职吧?”即便在病重期间，他还是开朗风趣。我与武教授最后一次通话是在他临终前二周左右。当他夫人杨宜娣教授告诉他，我从美国休斯顿打来的电话时，他平静坦然地说：“下次你回来时，我就出院了。” 他的声音微小而坚定。
武教授高风亮节，人所共仰。1985年秋和2002年春，获联邦德国总统先后统授予他“德国大十字勋章”和“德国星级大十字功勋勋章”,以表彰他在中德友好中所作的贡献。获“德国大十字勋章”的还有裘法祖院士。而“德国星级大十字功勋勋章”是迄今授予外国公民的最高级别的勋章。武忠弼教授也因而成了我国受此殊荣的第一人。裘老曾说：“他(武教授)的才华远远超过我，但他一直甘于做我的助手”。我个人以为，武教授的心胸更为宽广：他不是仅仅甘于做谁的助手，而是甘于为母校的发展，为病理事业，为医学教育事业，为促进中德友好和医学交流，做一名无私的奉献者。
武教授去世当晚，同济医学院的300多名学生，在学子苑一层自发组织起悼念活动。次日晚，更有数千师生在星星点点的烛光中，回忆武教授的生平,缅怀武教授的业绩。据考证，这在迄今同济医学院百余年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武教授，您永远深深地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谈东风博士
2009年10月8日寄自美国休斯顿
我们在这里缅怀一代宗师，就是要继承和发扬病理前辈对病理事业孜孜不倦地追求的敬业精神、精益求精的从业境界和胸怀坦荡的人格魅力。作为当代的病理人，苦，并快乐着。
没有杨述祖教授和武忠弼教授的开创，就没有同济曾经有过的辉煌。没有大家的精诚协作，就没有齐步跨越。没有一个好的体制、机制和创业环境，就难得有一个大的发展。
有太阳，还要有月亮，众星星就会星光灿烂。我们既需要太阳，也需要月亮，还需要众星星的闪光。哪里有国际级别的大师，那这个国家的话语权就很响亮。哪里有国家级的大师，那这个单位就叫的响。哪个科室有地区性的拔尖人才，那这个科室业务就一定吃的香。
团结就是力量。
怀念！
| 以下是引用掌心0164在2009-10-10 8:08:00的发言：
武老的丰功伟绩在中国病理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从杨述祖教授(真正的外检大家)和伍老(超微病理大家)相继离开人世;同济病理相继走向"没落".缅怀前人的时候,我们后人也得反思和奋进呀!~~~ |
掌心0164对武汉同济的关切是值得称颂的。
从上海到迁移到武汉，一直再到改革开放后至上世纪90年代末，武汉同济在前辈们耕耘下曾经有过相当长时期的辉煌。
再后来的问题，主要是体制和机制问题，政策留不住人，大量人员流失（国内外），中间层次严重断档，要是象华西和上海肿瘤医院那样的人才政策，就不会有问题。可能需要若干年艰苦奋斗才又有希望。我们期待武汉同济再度繁荣的到来，共同发展国人病理事业。
| 以下是引用海上明月在2009-10-9 23:33:00的发言：
武教授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文革”前他是同济医科大学（前名：武汉医学院）的教务长。“文革”期间受到批斗，住过牛棚，修过水利。他都50多岁年龄的学者却被安排去挑泥土筑堤坝。当时，武教授一边挑着重重的淤泥，一边扭秧歌似的唱着歌（南泥湾等等），虽受苦受难，却表现出乐观的精神风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