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风亮节，人所共仰 -----忆导师武忠弼教授
谈东风
2006年底武汉同济海外病理学者回母校讲学时与校，院领导及武教授等合影
前排：李荣山博士，谈东风博士，武忠弼教授，李培根院士校长，冯友梅校长，沈四九博士，龚树生主任
后排：王国平主任，张办事员，杨义书记，王华敏博士，李和院长，屈振宏博士，郑新龙博士，吴人亮教授
武忠弼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病理学家和医学教育家.武忠弼教授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我有幸成为他的一名弟子。我83年在武汉同济本科毕业后，读病理硕士，1985年攻读病理博士，均师从武教授。在他去世两周年之际，我撰写本文缅怀恩师。
武教授从1936年求学于同济、后执教于母校直至临终 (2007 年 11 月 8日)，栉风沐雨70余载。他为促使母校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与裘法祖并称为同济双璧。五十年代末，他去德国研究电子显微镜。其后，他主攻超微结构病理，为发展病理学及超微病理学呕心沥血。武教授论著丰硕，曾获国家, 国家教委、卫生部多奖。
我记得一九七九年十月的一天上午，武教授在三大教室给我们78级二大班的同学讲病理学总论。尽管我们当时有幸得到由他主编刚刚出版的全国病理教材，但武教授在一个小时的课程中完全没用他的教科书。他用了四个病理病例给我们作了深动简洁的介绍。他最后强调，作为大学生，只背书本是远远不够的，学生最重要的不是拼命考试全优，而是应该懂得自学的重要性，学会恰当而充分地填充自由空间。课后他还认真地聆听和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他敏捷的思路，渊博的学识给我们年轻一代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对研究生有三个基本要求。首先要会充分利用图书馆，要博览群书，尤其要重视查阅最新出版的文献。84年他要求我读100篇相关论文，然后对自己的课题制定缜密的计划。第二，施行计划时必须自己动手。研究生要运用好实验室，尽早进入实验室、进行独立的操作。他以为，这样的自主意识才会对研究生自己成才有积极意义。当时为了建立一个接近人类肝癌的动物模型， 他让我自己去江苏启东崇明岛(中国肝癌高发区)购买黄曲霉毒素和 参观当地的肝癌基地。第三，每个研究生至少掌握一门外语，博士生要学好二门外语，熟知自己的专业词汇。武老的言传身教，对后辈学子影响深远。
武教授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为得到第一手资料，他先后三次亲自去荆州江陵，对公元二千多年前的西汉木乃伊器官进行详细系统研究。他的著作《江陵凤凰山168号墓西汉古尸研究》对考古学和人类学重大贡献。自从由他一手筹办的武医实验中心楼落成起(83年夏)， 他的办公室就成了他的家， 在那里度过了他一生最后的24年。很多师生都会记得当年他四楼办公室彻夜不眠的灯光。武老博闻强记，有着极强的语言天赋和丰实的人文底蕴。一有空他就在电脑前或打字机上撰写书信文稿，先后主编主译及合编20余部专著，发表180余篇专业论文，撰写数十篇医学科普文章。据亲友和医护人员回忆，武教授在2007年3月7日接受手术时，他还处于麻醉后的昏睡中。突然，老人连声说：“我的鼠标呢？鼠标哪去了？!”在武教授生命中的所有记忆里，只有工作永远是难舍的！
作为中德医学界“交流大使”，武教授曾往返德国近六十次。尽管他工作繁忙，他十分关心中国留学生。88年冬，他访问埃森大学时，对 中国留德学生感触颇深地说，中国学生在国外以刻苦著称，但不会像德国学生一样有丰富的课外活动。 中国学生应建立向课本外拓展的意识。
武教授开朗达观、幽默风趣。我最后一次见武教授是2006年11月30日，当时应王国平主任的邀请，回国参加同济国际临床病理研讨会。看到年迈(87岁)但依然谈笑风生的老人， 我提醒他要注意 休息。“没事，我身体棒得很，”他笑着说。接着又对身边李培根校长开玩笑，“你不会撤我的职吧?”即便在病重期间，他还是开朗风趣。我与武教授最后一次通话是在他临终前二周左右。当他夫人杨宜娣教授告诉他，我从美国休斯顿打来的电话时，他平静坦然地说：“下次你回来时，我就出院了。” 他的声音微小而坚定。
武教授高风亮节，人所共仰。1985年秋和2002年春，获联邦德国总统先后统授予他“德国大十字勋章”和“德国星级大十字功勋勋章”,以表彰他在中德友好中所作的贡献。获“德国大十字勋章”的还有裘法祖院士。而“德国星级大十字功勋勋章”是迄今授予外国公民的最高级别的勋章。武忠弼教授也因而成了我国受此殊荣的第一人。裘老曾说：“他(武教授)的才华远远超过我，但他一直甘于做我的助手”。我个人以为，武教授的心胸更为宽广：他不是仅仅甘于做谁的助手，而是甘于为母校的发展，为病理事业，为医学教育事业，为促进中德友好和医学交流，做一名无私的奉献者。
武教授去世当晚，同济医学院的300多名学生，在学子苑一层自发组织起悼念活动。次日晚，更有数千师生在星星点点的烛光中，回忆武教授的生平,缅怀武教授的业绩。据考证，这在迄今同济医学院百余年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武教授，您永远深深地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谈东风博士
2009年10月8日寄自美国休斯顿
著名的病理学家武忠弼教授德高望重，高风亮节，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武老对我国病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巨大的贡献。主编全国统编病理学教材1-4版，无数医学生读过；主编《中华外科病理学》巨著，成千上万的病理人受益；还主编《超微病理》、《免疫病理》等等，著作颇丰。
他早年创办病理科时，是在很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用灯泡放在托盘底下加热来捞片，发展到现代一直都为病理学科建设和发展而奔走呼号。
武教授多年担任过《中华病理学杂志》等杂志的副总编，为病理出版工作呕心沥血。
他注重学生的独立从事科研和临床工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自己率先垂范，50年代开展血吸虫性肝病的研究，在当时免疫学概念还没完整建立的情况下，在世界上最早提出血吸虫病发病的免疫机制。在后来的肝癌发病机制和西汉古尸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我国首届科技大会上，获得了国家科技成果甲等奖。
武教授在中德医学交流、为中国赴德人才培养和科技交流合作等方面立下了功勋性性贡献，多次受到德国总理接见。鉴于他在科技等方面的巨大贡献，80年代就推选为德国自然科学院院士。多次授勋。
武老精通德语、英语等多门外语，德语和英语如同母语。每次出访德国，德国同行笑称：“您又回来啦！”
他平易近人，谈笑风生，话语幽默，可亲可敬，乐于助人。他的人格魅力、精神境界、学术思想和忘我工作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深切缅怀武忠弼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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