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的朋友可能误解我的意思了，对于新的技术，做为一个病理工作者，我从来都是持积极的态度，哪怕将来有一天，随着技术的发展，病理诊断都不再需要显微镜，不再需要病理医生，我都会百分百的认可。

细胞的DNA倍体分析，其实只是将细胞进行DNA染色（孚尔根染色）后，通过设备根据朗伯比尔(光吸收)定律的原理，将结果进行判读。DNA染色技术产生于1924年，一直没有广泛用于临床的原因就在于其结果的可靠性与标准性，通过仪器把人肉眼的观察用数值来表示，是一种进步，但是从本质上来讲，这种技术根本不属于分子诊断（基因诊断的范畴），其结果对疾病发展和预后的判断，不会比HPV-DNA检测，E6，E7-MRNA检测更有效，更是和FISH检测无法相提并论的。

回到楼上朋友的举例，对于ASC-US，LSIL的病例，做个高危型HPV检测，阴性的照样可以考虑良性反应性改变，阳性的再进一步追观或启动阴道镜检查。毕竟HPV与宫颈癌的关系是人人皆知的。而同样的病例如果只是做细胞DNA检测，其结果的可靠性恐怕需要得到更多的支持才可以，特别是对于一些成团的细胞，细胞DNA分析的结果可靠性就更值得怀疑了。

宫颈癌的防治，从病因（HPV检测），病程（TBS报告系统），治疗（FISH检测及研发相应的靶向药物）几个方面深入的研究与发展，是大的方向。细胞DNA检测能在早期诊断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正于我前面所提的那个问题，如何让病理医生和临床医生正确了解其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

个人观点可能有失偏颇，仅供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