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一种心理的感受，表现为心情舒畅。之所以心情舒畅，是因为称心如意，换句话说，就是满意，就是满足了自己的需要。而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从生理到安全需要，从娱情同构到爱与归属需要，从认知与审美到自我肯定及至自我实现需要，都是人的重要需要，并且呈依次发展的关系，自我实现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要。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其中的“自由”，与自我实现需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我实现需要，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事业心”。
     幸福，是相对的，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时代性。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上述需要，都会有一个价值衡量的标准。达到了这一标准，我们的心情自然舒畅。所以，一个人的一生，对于幸福的具体标准也是有所变化的，有的时候，会发生很大的转折。释迦牟尼放弃王族生活，创立佛教，即是幸福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舍弃了性爱的基本需要，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自我实现需要。
     幸福，是一种价值感。自己的行为及其结果，他人的行为及其结果，在自己看来是有价值的，因此满意，产生了幸福感。价值越大，幸福感越强。所以，价值观直接左右了一个人的幸福感。虽然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时代的价值观，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但人与事的价值一方面要经受历史的检验，另一方面要接受更多的受众的检验。与陶渊明同时代生活的诗人很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诗歌愈益放射出夺目的光彩，而他同时代一时间甚嚣尘上的所谓诗人早被历史所遗忘。
     幸福，意谓活出了人的真正意义。而人的真正意义在于具有价值，既是价值的创造者，同时又是价值的消费者，其中，价值的创造者是第一位的。对于父母，做一个好孩子；对于爱人，做一个好伴侣；对于上司，做一个好下属；对于同事，做一个好伙伴；对于员工，做一个好的管理者；对于社会，做一个好公民；对于自然，做一个好人。即是说，我们是否幸福，首先要看自己是否创造了价值。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权利要求对方提供相应的价值让自己消费。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这一观念是落后的、过时的，甚至是错误的。价值的创造者与价值的消费者，两者应和谐为一体，否则，就是价值失衡。一旦价值失衡严重，朋友会反目，邻里起争端，组织遭崩溃，社会将动荡。
     人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创造价值，更在于创新价值；不仅在于能消费价值，更在于能消费新价值。只有这样，幸福感才能深广；只有这样，幸福感才能持久。做一个不断创新的人，同时，成为一个不断消费创新的人。创新体现在学习、生活与工作的方方面面，体现在各个系统的每一个层面。创新既是相对的，也是绝对的。小到孩子生日的安排、家庭环境的布置，大到企业技术发明、知识更新，甚至到社会改革、协调发展，创新无处不在，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创新者，都能做一个相对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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