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会见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代表时表示，希望华侨华人打造华商在世界上的“新形象”，继续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创业兴业，团结互助，诚信守法经营，承担社会责任，为当地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增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李克强总理的这番话立意是华商的“新形象”，内容中更多涉及的却是他们的“旧形象”——或换言之“传统”。那么，千百年来海外华商的“旧形象”或传统又是怎样的？

传统认为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航海并不发达，且陆地周边被不易通行的高山大漠所阻隔，加上农耕和儒学的传统让多数朝代视农为本，视商为末，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海外华商的早期发展。

但即便在如此不利的环境下，早期海外华商仍然努力开拓遥远的海外市场：在陆上，千百年来无数商队赶着骆驼、车马往来于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中国的丝绸、茶叶、陶瓷、铁器、药品、钱币等输出到欧亚各国，并引入西瓜、芝麻、苜蓿、胡萝卜、葡萄、棉花等中国本土原本没有的特产；在海上，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居民驾着独特的中国海船甘冒风波，将中国的商路拓展到东洋（日本、琉球群岛）、南洋（东南亚各国）和西洋（印度、中东地区、非洲东海岸等）。如今中国政府积极倡导的“一路一带”，正是历史上由一代代华商用汉水、鲜血和生命踏出的陆、海两条商路的拓展和延伸。

海外华商在促进文化交流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中国周边形成影响延续至今的“汉文化带”，流通甚至制造中国式铜钱，流行中国文字，并在汉字基础上发展本国文字；中国的指南针、瓷器制造技术和品茶习惯等在华商的影响和推动下传遍“三洋”，于此同时，许多华商也将海外的棉纺织技术、改良的印刷术、玻璃工艺、宗教和饮食文化习惯带回中国本土，一些源自外国的乐器（如琵琶、箜篌）成了中国民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一些侨乡，叶落归根的华商造起一座座富有异国情调的民居，而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又赫然矗立着中式的牌楼、石狮子和古典园林，这种别具一格的文化互通，华商可谓居功至伟。

在一些华商聚集的地方，富于组织性的华商们担负起维护当地社会治安、抵御外侮和平息叛乱的使命，如在菲律宾，明成祖时福建晋江籍华侨商人许柴佬曾出任过“吕宋总督”达19年之久，在抵御海盗侵袭、维护市场稳定方面作出贡献；在印尼，广东嘉应州（今梅县）客家商人罗芳伯创建了亚洲最早的共和国“兰芳共和国”，在维持地方、抵御殖民入侵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一些武装华商集团还以独特形式影响国内政治，如汪直集团虽然勾结倭寇，骚扰地方，却在客观上打破了明朝阻碍国际商务发展的海禁，而郑芝龙集团不仅在明末清初影响了中国和东亚地缘政治大局，他和儿子郑成功对台湾的经营和收复，更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在拉美，许多华商积极投身于当地独立运动，他们中许多人的名字至今彪炳这些国家的反殖独立史册。

许多华商背井离乡系出于生活所迫，不少人甚至以“猪仔”、“华工”等身份漂洋过海，他们发挥华人勤俭节约、吃苦耐劳，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从“苦力”做起白手起家，然后成为小本经营的小商人。在欧美亚非不少国家都流传着华人先辈开洗衣房、小餐馆的故事，这些投资小、见效快、风险低的小本经营项目，曾长期是从底层做起的海外华商创业兴业艰难跋涉的第一步。

海外华商“旧形象”中最突出的美德之一，是遵纪守法，在北美曾有人感慨“华人是最守信用的小商人”，他们尊重当地法律、风俗和习惯，踏踏实实地谋利生息，为当地社会、经济添砖加瓦，拾遗补缺。

海外华商“旧形象”中另一个有口皆碑的美德则是强烈的互助精神。近代中国国力衰弱，外交保护经常不到位，各地华人纷纷组织各种同乡会、同业会和社团，相濡以沫，共度难关。

许多海外华商有浓厚的桑梓之情，他们将故土称作“唐山”，自己称为“唐人”，在国内最艰难的时候，华商们的侨汇帮助许多乡亲渡过难关；在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早期，华商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南海简村继昌隆丝厂，投资人就是旅加南海籍华商陈启源。海外华商还毁家纾难，积极支援辛亥革命、中国抗战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今天的发展、繁荣和强盛，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

在计划经济时代，不少海外华商扮演了沟通海内外的桥梁作用，为当时枯燥的中国经济生色；在一些特殊的时间、国度，海外华商填补了本土华商的空白，苦心孤诣地维护了中国海外市场的一方存在。今天中国已是世界性贸易大国，“中国制造”行销天下，海外华商在艰难年代的草莱开辟功不可没。

当然，海外华商的“旧形象”也并非净是正面，其中也有一些负面的东西，如虽遵纪守法却怯于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虽团结互助却沉溺帮派，虽善于适应环境却往往习惯于“内循环”，虽勤俭持家却相对缺乏开拓创新的勇气。此外，“杀熟”、“抄近”等一些不那么“闪光”的习惯，也不同程度影响着海外华商的“整体旧形象”。

必须看到，许多老一辈海外华商出身草根，操劳大半生，文化程度相对不高，起点也普遍较当地商人低得多，很多今天看来不能理解的做法、习惯，都只是迫于生活压力的无奈选择；还应看到，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海外华商在不少国家遭到不公正待遇，甚至被禁止与家人团聚、禁止与当地人结婚、禁止置业，或被迫缴纳“人头税”，在某些特定时段，他们还不得不忍受外国当局和“唐山”旧政府的双重歧视（如乾隆皇帝就曾将荷兰殖民者压迫、杀害印尼华侨、华商视作好事，不许地方官员进行干预），今天的我们不应苛求于先辈。

如今时代不同，海外华商的素质、构成、实力都与先辈们不可同日而语，应该如何将“旧形象”推陈出新，树立“新形象”？

对“旧形象”中符合时代要求和当今社会、经济、法律常态的，应继承并发扬光大；对那些已经不合时宜的东西则应大胆“换装”，代之以更鲜活的“新常态”，唯如此，海外华商的“新形象”才能继往开来，光彩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