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法律是正确的，国家是正确的，领导是正确的。病理学科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慢慢协商是可以解决的，病理学会在这方面也在不断努力。一句话，相信组织，相信政府，相信党。

   一点小建议：

   写信或反映问题时应该注意国情：

1、不能有过激的言论和对当前政策、领导人的不满。否则谁也不会来解决这个问题，谁解决，谁就承认国家政策的不妥和自己工作的失误，而这在中国是很难的，搞得不好，问题没解决，这个人的官也就做不成了。

 2、首先应该高度评价现在的法规和制度，应该对我们国家的这个进步作出充分的肯定。

 3、然后应该歌颂我们卫生部的领导（如郭燕红副司长的讲话）是很有前瞻性，建设性和科学性的，对我们病理学科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4、最后才说中国的现状，病理面临的困难和历史遗留的问题（应该说明解放初期由于病理科在中国相当少，所以把病理划分到基础学科，但随着学科的发展，病理学已经不仅仅是基础学科，临床病理与基础病理已经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正如郭燕红副司长说的病理要培养科研型和临床型人才，病理学科发展也要与时俱进），希望我们国家能出台一个暂时变通的方法、妥善地解决遗留历史，并科学地划分病理学科。

   同样的话，用不同角度去讲，也许会收到不同的效果。要把领导的思想负担去除，让领导觉得这是一个政绩、没有风险的、值得做的，他才会帮你去说话，帮你去做。没有做成功，也应该表示理解并表示感谢，这样他们才会一如既往地去做。否则一开始就让领导心里堵得慌，谁还会帮你做阿。

老师的话说的很有道理，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太多的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想让心中还有正义的领导站出来是不容易的，也是需要技巧的。

病理这个现状是杯具的，不是临床出身会差到哪里？就像大家崇拜名牌大学一样，不是名牌出来的又差在了哪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通过了实践检验的那就是真理！

 哈哈，兄弟言重了，临床过来让我们改报告，看是什么报告，如果是原则性问题，当然不改，院长那里也不会过不去的，因为这片子是要外借的，改了医院会更被动，和院长、临床医生说清楚利害关系，院长、临床医生是不会不讲道理的。  

    至于临床出了纰漏，让你报告改得圆滑一点，如果不违反原则，为什么不改？这不是面子问题，是会不会做人的问题。你为临床着想，临床医生也会为你着想，院长也会为你着想，因为你最终是为了医院。以后你的报告出现问题，临床医生也会为你说话，他们说一句顶你一百句（这种让临床医生感谢你一辈子的事，千载难逢，好好珍惜吧，让临床感激的机会病理科并不多）。所以我们与临床处得好的人发现临床处理发生了问题，首先和临床医生联系，让他自己先把患者思想工作做好，而不是急着发报告。病理与临床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合作，这样病理才会发展。 
     而我们不少病理医生缺少的就是合作的精神：临床医生来调几个蜡块做科研，不行！切几张片子，不行！（别以为蜡块是病理科的财富，那玩意没人用放着就是垃圾，如果有合作思维，取材时就可以多取几块，爱做就做去吧，有时也可以合作做阿）；没联系加了一个冰冻那就是不尊重我，不做！（其实谁还没有忘了事的时候，谁没有应急的时候，用得着上冈上线吗。有的病理医生做是做了，但电话里对临床医生发了一大通牢骚，本来临床医生还很感谢你的，听你一说他也来火了，话也难听了。这下好了，活也干了，人也得罪了，关系也搞坏了。下次我就是不联系，你怎么着？这时病理医生又觉得自己没地位了），这个“不” ，那个“不”，“不”多了，久而久之，自认为是抬高了自己的地位，结果把自己给边缘化了。没人理你了，那来的地位，还谈什么发展。

    以前临床科室吃年夜饭很少请病理科的，现在与病理相关的科室请病理科的也越来越多了，有的临床医生敬酒时说的感谢事，我们自己都早已经忘记了，病理与临床的亲密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所以合作才是硬道理。

      我们不少病理人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喜欢用别人的错误来抬高自己，所以病理与临床之间，病理与病理之间经常会出现不必要的矛盾。什么“临床怎么在开刀的？”“下面医院怎么在诊断的，这么简单也会看错”说给病人听都不好。这病理的“猫”“咪”之争希望以后不再出现，上级医院对基层医院的病理诊断如果不是原则错误，而且不影响治疗及预后，能不改就希望别改，就是改也希望在用词上圆滑一点，这样对病理地位也是一个保护，基层病理地位都低了，也影响整个学科的地位，你要真有心，私下可以打个电话给报告医生说一下怎么发才恰当。 以前在我这会诊的病人，如果有原则问题，首先和病人说：“这病例很复杂，我们也很难诊断，基层医院更难诊断，所以我们几个专家要一起讨论讨论”。让病人在外面多等等，让病人感到自己的毛病确实很复杂，上面医生为下面医生多说几句好话，病人回去就不会找基层医院病理科的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