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级考试是通过性的考试，不是选拨性的考试！不是选拨硕士、博士、拔尖人才，为什么出题那么难，那么刁？

二、中级考试是全国性考试，不是只考北京、上海大医院的青年大夫，你们出题人既然出的是全国使用的试卷，就不能不考虑基层医院、西部地区小医院吧，毕竟基层尤其是县级医院占全国医院的大多数！试问基层医院有几个病理科有电镜，我知道北京友谊医院（算是京城病理有名的大医院）病理科都没电镜了，还考电镜下看到细胞里面有什么？还考什么基因重排、染色体异位等，试问这些新技术在协和、301这样的医院才使用多少？每年能有多少例？有多少大夫精通？基层医院的大夫恐怕听都没听说过吧。你们是否明白，这些新技术还在临床研究试验阶段，只是有些公司在做，卫生部没有任何文件批准这些新技术可以应用于临床。再说要考这些也行，考试大纲和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的辅导讲义也没有这些呀，你们这不是故意刁难人吗？

三、考中级的大夫们，大都成家立业了，要工作、要还房贷、要养孩子、要赡养老人，职称进不上，钱挣得少，怎么应付这一切？再说大家都成家立业了，工作、家庭、人际关系，事情太多，哪有那么多时间、精力看书，又不是脱产在学校读研究生的学生们。

四、出的题难、刁并不能说明你们水平高，这两码事。让你们自己考，也得不了满分,即使是自己的重点研究领域，不信你们自己考考试试!我们都知道，谁都会犯错误！疑难病例一个专家一个说法，再常见不过了，造成医疗纠纷的，医院赔钱的也不在少数。凭一张图就要求我们明确诊断软组织肿瘤、淋巴瘤，这样要求我们这些小大夫，是否有点过分？

五、本来干病理责任大、风险大、有毒有害、待遇低，愿干病理的人越来越少了，尤其是男的。而我们这些所谓的专家们还这样折磨自己人，不知你们怎么想的？安得什么心？你们想借此压制年轻人，按资排辈，还是想借此树立自己的权威？难道你们就想眼睁睁地看着病理事业后继无人？

 韦主任支持我们！

转自健康报：

让病理科陷入危机的四宗罪

解放军总医院 韦立新  

一个占位病变，是炎症还是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临床医生和影像科医生可以充分发表意见，但最后的仲裁者却是病理科医生。病理医生常常是临床诊断中“说最后一句话的人”。然而，这群在诊断中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因为没人愿意呆在一个看不到希望的科室……
　　病理科水平代表医院水平 真正的临床大家都极重视病理科的作用。裘法祖、张孝骞等都对临床病理工作极为推崇。钟南山院士说：“临床病理水平是衡量国家医疗质量的重要标志。”张乃鑫教授曾经说过，一个医院的病理科水平代表了一个医院的水平。原因很简单——病理诊断为最终诊断。一个连诊断都搞不清的医院，能祈求给患者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吗？在医患关系复杂的今天，病理科起到了为正常诊疗工作保驾护航的作用。
　　病理学的发展受益于技术进步；同样，病理学的发展也推动了现代医学发展的不断深入。病理诊断结果现在不仅用于判断病变的性质和分类，而且越来越多地提示肿瘤的预后，并直接用于指导用药。如乳腺癌的临床表现和病理形态都是浸润性导管癌，但患者的激素受体、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是阳性还是阴性，其治疗方案大相径庭，预后也会很不一样。HER2阳性患者预后较差，发生转移的几率大，但是这种乳腺癌又对靶向药物较为敏感。如果患者的雌、孕激素受体阳性，则应该进行内分泌治疗。乳腺癌从诊断、分型、受体的检测（免疫组化和荧光原位杂交）等都由病理科完成。病理工作者的身影闪现在乳腺癌患者诊疗的各个环节。病理学是基础和临床之间的桥梁学科。分子生物学技术、分子遗传学和新药开发等在临床的转化和应用无一不需要病理学家的参与。最近，我们病理科和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合作项目——乳腺癌耐药基因研究获得重大突破，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世界顶尖学术期刊《自然·医学》发表了相关文章。在这个项目中，病理医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些年来，病理学工作者正在不断将分子生物学研究理论认识转化成为诊断疾病、判断疾病预后和指导疾病临床治疗的实用成果。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病理科不但服务于临床，而且还要指导临床。
　　病理科为何面临发展困境 临床病理科如此重要，可目前却举步维艰，面临困境。
　　一宗罪：人才流失严重   医学院校的本科生留校分配以及报考研究生很少有人会选择临床病理专业，一些病理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却选择了其他临床科室。其中主要原因在于，病理医生的风险大，任务重，收入低。他们没有手术台上的惊心动魄，没有内科大查房时的侃侃而谈。他们多半时间坐在显微镜前，注视着镜下方寸之地，在红与蓝相间的图像中，运用所学知识、所积累的经验以及免疫组织化学及分子病理检测手段，对疾病的本质做出判断。他们的功勋无人铭记，但他们的失误却很难被人遗忘。只有出现医疗纠纷时，病理医生才能走上前台，有时还要当“替罪羊”。长此以往，人才流失严重。
　　二宗罪：被划入辅助科室   病理科被划入医技辅助科室颇具有中国特色，因为在发达国家，病理科是标准的临床科室。也正因如此，病理科享有了很多“辅助”待遇，例如收入提成比例低，还要给开检查单的科室“回扣”等等。这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就好像巡警接到报案到现场还要给报案人好处费一样。在很多医院，病理医生还有创收指标，这和要求警察和军队创收一样是危险的。
　　三宗罪：忙碌3天只收费40元  在北京，病理检查费坚持30年不动摇，长期保持稳定，但诊断成本和诊断风险却已经翻了几番。以影像引导下器官穿刺为例，一次穿刺，临床科室收费近千元。送检组织大小以毫米计，病理医生和技师忙碌3天，取材、制片、观察，三级检诊，专家教授们在“管中窥豹”、“一叶障目”的风险下进行诊断，收费却只有区区40元。这与病理医生的精神和体力的高额投入形成了极大反差，也让国外同仁费解。
　　四宗罪：学科划分有缺陷  学科划分使得病理学科不能培养临床型病理研究生。我国的学科划分将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一并划分为基础医学二级学科，没有设临床病理学的三级学科，因此病理学培养研究生都归为基础医学（科研型），无法招收和培养临床型的病理研究生，甚至出现科研型病理专业毕业的研究生没有资格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现状，使得病理专业的硕、博研究生毕业后转行分流，在本来病理研究生生源短缺的情况下造成进一步的人员流失。
　　由于人才缺乏，我国病理诊断水平参差不齐，特别是在中、小医院，对于一些疑难病例存在较高的误诊率，导致患者或家属带着病理切片全国会诊，造成不必要的经济和医疗资源负担。
　　政府亟待纠正政策偏差 病理科陷入困境的原因很多，既有国家宏观政策上的失误，也有医院认识上的误区。
　　在病理科全行业危机的情况下，解放军总医院对此问题处理得较为科学，采取了很多倾斜政策，对临床病理诊断专业进行扶持，使这方景色独好。医院宣布病理科为非盈利科室，解除了捆绑在我们身上的盈利枷锁。在收费提成、成本核算、人员配置等方面也给予了关照。这几年，我院病理科发展势头很好，在国内病理学界位于前列，但要想彻底翻身，实现良性循环，还任重道远。
　　我们衷心地希望政府能制定更加合理的政策，从根本上改善病理科的地位；医院能够解放思想，高瞻远瞩，认清病理科的重要性，使病理科能够在患者的诊疗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王湛博整理）
短 评：
　　医学界不能嫌贫爱富 ，“儿科、病理科、显微外科等，这些不挣钱的科室越来越举步维艰。”这是记者在一次采访中听到的慨叹。很多著名专家也多次呼吁，希望想办法阻止这些学科的衰败，不要任由它们被湮灭在市场经济大潮中。
　　关于显微外科，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刘小林教授曾经有过精辟的解释。他说，显微外科既是一门学科，有基础理论、学科建设支撑，又是一门技术，像计算机一样在很多科室都要用到。而且，显微外科的发源地在中国，是我们医学界的“乒乓球”。
　　然而目前，无论是堪称国粹的显微外科，还是含金量高的病理科，抑或清贫如洗的儿科，由于不合理的制度、市场导向、人才培养机制等多种原因综合在一起，导致科室越来越萎缩，人才流失严重，发展后劲乏力，问题之严重已经到了必须拯救的地步。为此，我们呼吁：患者需求才是真正的导向，医学界不能嫌贫爱富；不要因为我们的不作为而导致学科发展停滞，这样欠下的“债”还不起！（转载自健康报2011年6月11日第8版医学论坛）

韦立新教授简介：

解放军总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病理科行政主任。担任的主要学术团体职务有：中华病理学杂志副总编，中国医师协会病理学专业副主委，北京医师协会病理学专业副主委，全军诊断病理专业组副组长。

毕业于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研究生队，硕士学位。主要专业领域为外科诊断病理（主要是肿瘤病理）和心血管病理，科内业务骨干。两次留学日本，1998年被聘为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客座教授。曾赴美国、欧洲、香港等地参加学术交流。《中华病理学杂志》、《中国动脉硬化杂志》等期刊的常务编委。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动脉硬化专业委员会委员。发表论文60余篇，参编专著8部。心血管病理诊断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经常接受院外和杂志社的邀请，对一些特殊的心血管病例进行鉴定和诊断。曾获得过军队科技进步奖。目前主要从事肿瘤病理诊断工作，具备解决复杂疑难病例的能力。研究方向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的病理学机制以及PTCA后再狭窄的病理形态学。擅长神经内分泌系统以及肝脏肿瘤病理学诊断。

 暂且忘掉这次考试吧，天天想也没用，只会增加自己的思想负担。

祝同志们好运！

淋巴瘤染色体异位，谁能记得住？都是猜，出这的题等于白出。真不明白专家出这样的题有什么意义！纯记忆的东西，浪费考试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