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心得（第二百一十五集）

罗国正

（2020年10月）

2937、明清之际文学家贺贻孙指出：创作应“以吾之手就吾之性，以吾之才就吾之学，引而伸之，触类旁通，则异者可同，二者可一也。”他认为“天下极假之事，必以极真之功力为之。”他以自然景色的不同和变化来比喻文章的特点：“太华千仞，崱屴无垠，呼吸天门，环抱日月，若是者高厚也。”“屈注天池，倒连溟勃，蛟龙百怪，变眩莫测，若是者博厚也。”

读千卷书，行万里路，身纳山河大气，笔锋洋溢自然之美。经年努力不息，心有灵犀，水到渠成，厚积薄发，举一反三，融汇贯通，内慧外秀，渐至高厚、博厚的艺术境界。这是大多数成功的艺术家必由之路，这也大概是贺贻孙所言之意。

2938、明清之际，戏曲家丁耀亢提出：“清者以浊反，喜者以悲反，福者以祸反；君子以小人反，合者以离反；繁华者以凄清反。”他用对应的、朴素的辩证关系讲出了中国古代悲喜剧艺术规律。

 2945、清朝文学家魏禧说：“无当于理与事。则无所用文”。“文以明道，而繁简、华质、洪纤、夷险、约肆之故，则必有其所必然”。“虽极工巧，凌轹古人，皆雕虫耳”。“天下奇才志士，磅礴郁积于胸中，必有所发，不发于事业，则发于文章”。“欲卓然自立于天下，在于积理而练识”。“人生平耳目所见闻，身所经历，莫不有其所以然之理”。“所谓练识者，博学于文，而知理之要；练于物务，识时之所宜”。他又主张这样审美风格的文章：“阴阳互乘，有交错之义”。“洪波巨浪，山立而汹涌者，遭之重者也；论涟漪瀫，皴慼而密理也，遭之轻者也”。“重者，人惊而快之，发豪士之气，有鞭笞四海之心”；“轻者，人乐而现之，有遗世自得之慕”。“要为阴阳自然之动，天地之至文，不可偏废也”。他认为静的艺术是最高境界：“夫尺幅之画，山、水、草、树、石、楼台、人物之形，风云之变，纷然难出其上，素之所馀，几不足以容指。而善画者之画，则若未尝有一笔一墨之着于其间，此何以哉？静故也”。

魏禧的观点有点偏激，只属一家之言。但其中也有不少闪光点。关于散文，他主要从儒家六经的传统“文以载道”，“明理适事”。他反对“八股文”，认为它违反了散文的写作规律。“载道”与“有用”，以至“实用”之间的平衡，开卷有益、有趣、入心、令人回味，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他提出文学艺术要“阴阳互乘”，我认为这观点没错，问题是他只认为静的艺术是最高境界，这就与这些观点相矛盾。动与静的艺术各有其最高境界的美。例如舞蹈艺术、书法艺术，就不能只强调静为最美。事实上，有的艺术须要静的美，有的艺术须要动的美。同一艺术，在不同部分、或不同段落或不同时段，对动与静的处理，都有所不同。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

（待续）

                     （本集责任编辑：严建中  詹邓）

 2944、清朝音乐家庄臻凤说：“琴乃天真元韵，音出自然”，“鸣琴乃除忧来乐之意”，“拘之则音乏滞”，主张“得心应手”，“或偶得名人佳句”，“或因鸟语风声”，“感怀入耳”，“谐音谱词，费尽勾思”，“音律句读，弗类他声，若不发明，难于入彀”。初学之人，“必借名手摹出，方可再弹”。“难弹处正是琴中骨理”。

庄臻凤主张音乐是用来愉悦情感，给人以审美的享受，反对使人增加惆怅悲怨。这样理解音乐艺术有偏激，但却符合很多人的实际需要。他说：“必借名手摹岀，方可再弹”。“难弹处正是琴中骨理”。这两句话道出百业千行的道理。使我联想起十几二十岁时，常与武林高手练功，练完之后，多在公园里边散步边聊天，常见到一些年青人天天非常勤奋地练功（很多个公园都有这样的年青人），但多年之后，见他们进步都不大，我们都为他们可惜，这样太浪费青春岁月了。造成这样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我们一看就知道，他们跟的老师傅，是年轻时只是跟人学过一两个武术套路，还学得不到位，根本上没有系统地、认真地较长时间苦练过，到晚年，为了挣点钱，就自吹自擂，有些年轻人就相信了，跟他练武。从他打出来的动作，给我们的印象是：动作生硬，不连贯、断劲、没有灵通感和气场感。第二个，连找个师傅都不想，到书店买本书，天天就照着书本在公园猛练。多年以后，只见他们人变老成了很多，但功夫基本没有长进。在书画方面，这样的情况就更为严重。一定要找对老师、或师傅，除了有特别天赋的人外，不然的话，用功一辈子，只是个写字匠，画画匠。所谓名师出高徒，就是这个道理。找到名师，是幸运的，可以节约时间、精力、财力，还可以练出真功夫。

 2943、清朝印学家许容，治印别树一帜，被称为如皋派，他说：“执笔为法书之关键”。“必须笔忘手，手忘心、心忘法，法出自然，以尽字之真态，妙合天趣”，“方圆平直，无不如意”。“执笔之法既明，然后可以刻印”。再而达到“相依顾而有情，一气贯穿而不悖”，“各有其宜，毋涉于俗”，“其文已不杂，章法、笔法皆已完美，然后用刀”。

许容明确书法是治印的基本功，这观点也几乎和所有印学家一致。我长期以来总是感觉现存的很多书法理论，还没有将书法的作用讲透，其实中国书法是可以作为中华文化很多个方面的基础，如国画、治印、修定力、练气、审美能力的培育，促进传统文化的学习、弘扬真、善、美等等，都起到很大作用，绝对不可轻视。真迹、真气能留在作品中，可世代激活龙的传人或其他民族的人，并可为灵魂开窍。

虽然许容的观点，基本上已有前人论述，但他归纳得很好，如：“必须笔忘手，手忘心、心忘法，法出自然，以尽字之真态，妙合天趣”。这是到了非常纯熟、炉火纯青状态的艺术家所追求的境界，或方可达到的境界。又如：“相依顾而有情，一气贯穿而不悖”。这不仅是书法、篆刻、绘画、雕塑等艺术力求做到，其实，很多方面的事业、工作也可以此句为格言。人们应举一反三地感悟、运用。

 2941、清朝经学家、文学家毛奇龄（享年九十岁，在古代这样的岁数，是非常长命的。）说：诗最忌卑荣，扬子云以雄词为赋，然其自言犹曰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盖文有士气，有丈夫气；旧人论诗极忌庸俗，以其无士气也；且又恶纤弱，以其无丈夫气也”。“凡言格言律，言气言调，当以气为主”。 毛奇龄对诗和文的审美，非常强调“气”，不但有“气”，还要有“丈夫气”，“士气”。他这理念，很像中医强调的“气”，中医认为，没气就没命。而毛奇龄所讲的诗与文的“气”也达到这级数，没有了“丈夫之气”、“士气”，则诗与文也等于没命了。可谓自成一家之言。他比较长命，是否与对中医的“气”和文学的“气”的注重有关？这大概是“文之气”，主要是心理调节，“中医之气”，主要是生理调节吧！当然，从他的经历来看，大部分时间也是有条件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

2942、清朝文学家汪琬主张“文统”与“道统”的统一。他说：“人之有文，所以经纬天地之道而成之者也。使其遂流于晦且乱，则人欲日炽，彝伦日斁，天地之道将何托以传哉”！“以文言之，则大家之有法，犹奕师之有谱，曲工之有节，匠氏之有绳度，不可不讲求而自得者也”。他强调“才气”，并说：“文之所以有寄托者，意为之也，其所以有力者，才与气之举也”。

我以为，凡能创作出优秀文章、包括各种艺术品的人，绝大多数的作者，他们的心中都有信奉的“道”，只是人们是否认可具体创作主体心中的那个“道”，或能否理解他的“道”。古今中外也如此。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普遍人对具体作者的“道”，不理解、或不认识，或对此作者的“道”与主流公认的“道”不同，就认为其“无道”。但人们不反问一下，完全“无道”的人，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吗？我以为这种可能性趋向于零。在中国古代，较为通行的是以儒、释、道三家思想盛行，大量作者取其一家，或多家的思想作为自己作品的理念，作为“道”贯彻入内。其实，真正的“大道”只有一个，其它都是“小道”。提倡“大道”，就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有利于人类，具有人性。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每个创作主体，在现实的体验中，思考里，通过特定的角度，抓住具体的细节，力求用优秀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气场很大，实现以小见大，这就是汪琬所说的“才与气之举也”。

 2940、清朝画家笪重光，是顺治进士，官御史，享年六十九岁，主张浑与清、情与象、动与灵相结合来绘画。认为书画同源，“绘心”即“文心”；诗文书画，相为表里；画家人品与画品一致，“人非其人，画难为画”。他说：“善师者师化工，不善师者抚缣素。拘法者守家数，不拘法者变门庭”。“意象经营”，“先具胸中丘壑，落笔自然神速”，“实境清而空景现”，“真境逼而神境生”。他还说：“画能如金刀割净，白始如玉尺之量齐”。

笪重光注重用对应的美学范畴来表现画的结构，强调写实景为山水画传神，主张在继承上有所创新，认为博采众长，长期积累文化修养是提升绘画能力所必须。笔划与留白是互相依存、制约的，懂得“计白当黑”。他的“计白当黑”的审美理念，对后世影响较大。现在的书画家都常提及。

 2939、明清之际文学家侯方域认为文章重在“骨”和“气”：“秦以前之文主骨”，“皆敛气于骨也。”“如秦华三峰，直与天接，层岚危嶝，非仙灵变化来易攀陟，寻步计里，必蹶其趾。”而“汉以后之文主气”，“皆运骨于气者也”，“如纵舟长江大海间，其中烟屿星岛，往往可自成一都会，即飓风忽起，波涛万状，东泊西注，未知其底。苟能操柁觇星，立意不乱，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韩、欧诸子所以独嵯峨于中流也。”

显然，侯方域是推崇秦汉文章，审美的焦点在“骨”和“气”上。这些观点，在他之前的文人已有类似的提法，而且不单在文章、诗词上有这种提法，书画家也不少主张要“骨”和“气”。当然，不同的文学家、艺术家都有自己的偏好。平心而论，无论是文，还是书画，单凭“骨”和“气”是不够的，我认为应具有以下几个要素：灵魂、主题、骨、气、血肉。灵魂是首位。大家试看看，古今中外，优秀的文章、优秀的艺术品，基本上都是有我所讲的要素，单凭“骨”和“气”是难以完成伟大作品的。好的文章、艺术品就像永远有强大活力的生命！这样的生命肯定是有灵魂的。

侯方域主张“必先驰聘纵横，务尽其材，然后轨于法”。“必先游览天下”，“又必其有无饥无渴齐毁齐誉之性情寓其中，而后进乎技也”。

我理解他的意思为：从精神到身体、从读书、思考、游览、社会实践，从荣耀到羞辱等等全方位尽量经受极限性学习、体验、磨砺后，进入“轨于法”，“进乎技”。

候方域河南商丘人，明未随父居京师，是“四公子”之一，福王时，被阮大銊捕，后得免。顺治其间，中式副榜。初放意声伎，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相恋，演成有名的《桃花扇》。后发奋诗文，在美学上有见解。他很有才气，可惜只享年三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