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的医学研究领域也是长好不衰。2010年，全球生物医学研究的经费总额高达2400亿美元（折合约16万亿人民币），其中三分之二都投在了基础研究。直到2014年，《柳叶刀》杂志一语惊人：85%的生物医学研究是浪费的、不必要的^[1]。

2007年，《英国医学杂志》在医学界做过一个调查，发现自1840年该杂志创刊以来，在生物医学领域最重要的15项科学突破里，只有抗生素和氯丙嗪两个治疗性药物^[2]。那时靶向抗癌药已经问世，和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等无数其他药物一样，并没有被认为是重大突破。可见，过去几十年生物医学研发的大量投入并没有创造出像抗生素和疫苗那样的防治疾病的重大突破。

自从100多年前科学工具开始大量出现以来，基础研究逐步成了生物医学研究的宠儿，代表着生物医学领域最尖端的学问。因此，生物医学研究资源就一直掌握在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手里，形成了一个“充足的研究经费——高影响因子文章的产出——科学大家的形成——更多研究经费的投入”的自我封闭的“良性”循环。直到最近，老年痴呆药物开发失败、靶向抗癌药疗效微小、基因测序退潮、GWAS研究失宠、精准医学被指责，等等，都在指向目前生物医学研究方向和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2017年7月12日，谢菲尔德大学物理学教授Richard Jones与科研政策学教授James Wilson为全球创新基金会NESTA提交了一份长达77页的题为“生物医学泡沫”的特别报告^[10]，指出生命科学领域已进入了危险的境地。该报告认为，生命科学研发已处在社会、政治和生物医学认知的泡沫之中，有关企业正在走向危险的边沿。

在这个大背景下，2017年11月，英国出台了期待已久的“国家企业战略规划”^[11]，决定在未来10年内将科学研究投入从目前GDP占比的1.7%提高到2.4%。在这个战略规划里，生命科学研究占比突出，仍是英国经济的主导领域之一。然而，《柳叶刀》杂志^[12]认为，是该戳破生物医学研究泡沫的时候了：生命科学的研究重点需要彻底转变，需离开基础研究的泡沫，转向对社会、行为和环境健康决定因素的探索。

生物医学研究工业的成功曾是英国的骄傲，成绩斐然。2016年，英国制药工业的营业额高达640亿英镑，雇佣了23万科研人员。突出的发明包括PARP抑制剂、β-阻滞剂和多种单克隆抗体，吸引了大量投资。因此，在过去15年里，生物医学研究一直是生命科学研究资助的重点。但是，生物医学研究的黄金时期可能已经过去。

2017年，全球大研究型生命科学公司的投资回报已从2010年的10.1%降到了3.2%。其中一个原因是老龄化人群疾病和多病共存的复杂性，研究已经到达了一个瓶颈期，更多的投入并没有带来更高的产出。这意味着对生物医学研究投入的倾斜并没有带来人民福祉的进一步改善。我们的主要健康问题，如心脏病、精神健康、伤害和自杀，不太可能会通过生物医学治疗而进一步改善，这个现象值得重视。

相比，只有一小部分资金投到了预防疾病方法创新上。2014年，英国只有5%的研究资金资助了预防，可用于更全局性的公共卫生和社会照护方面创新的资助十分稀少。英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危殆境况还源于研究诚信监管的不足。不当的研究行为，可疑的研究方向和资助模式，以及依靠论文数目判断学术成就的做法，造成了大量浪费的研究，导致研究成果下滑，并威胁到其财政资助的可持续性。另外，英国一半的政府和慈善资助的研究一半集中在所为“牛津-剑桥-伦敦金三角”地区，加重了全国研究资助分布的不均衡。科学研究的突破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因此，把研究计划放到少数几个人手里，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英国的研究人才，也增加了失败的风险。

2018年4月，英国成立国家研究与创新（UKRI）战略资助局，开始重新规划英国的生命科学研究战略，重建英国科学研究的文化。其中包括展开对国家研究和创新目标的辩论，建立公众参与高层决策的机制，重新制定对制药和医疗技术行业的支持策略，制定独立的卫生与社会照护体系的研究策略，增加对金三角以外地区的研究设施和项目的投入。并展开“综合性研究”，为评估新的研究和创新系统的成效提供证据。

简言之，生物医学基础研究投入严重过度，临床与公共卫生应用型研究投入严重不足，这个不平衡正在制约着医学发展的长远前景和效率。生物医学研究需要新的战略思维，英国新出炉的科学研究战略对我国生物医学研究的方向和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