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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学技术作为病理学诊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问世以来,便广泛应用于临床的诊断及疾病筛查、普查上。目前中国大陆宫颈癌的防治工作中,主要采用“三阶梯”筛查模式,即“细胞学筛查→阴道镜筛查→病理组织活检诊断”,初筛方案归纳起来主要有3种,即以细胞学检测为主、HPV联合细胞学检测以及以HPV检测为主,由此可延伸出包括细胞学→HPV分流检测、单独细胞学检测、细胞学联合HPV检测、HPV 16/18型联合细胞学检测等数十种分流筛查模式。然而,大多免疫系统正常的小于30岁年轻女性可在1~2年自行清除HPV,若以HPV检测作为宫颈癌的一线筛查,可能会增加部分女性的心理负担,并造成不必要的卫生资源浪费。因此,在早期宫颈癌筛查上,仍要以细胞学筛查为主,尤其对30岁以下的年轻女性以及在正常人群中的筛查。TCT技术和细胞DNA倍体分析技术均可用于宫颈癌早期筛查,但后者具有敏感性高、重复性好、价格便宜、操作简单、利于对“三阶梯”诊断结果进行分流等优点,是适于中国国情的一种可用于大规模早期宫颈癌的筛查方法,值得在临床特别是细胞病理学医师缺乏的基层医院推广和使用[18, 23]。根据2016年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 ACOG)发布的最新指南指出:宫颈癌筛查起始年龄为21岁,21~29岁妇女推荐每3年1次单独宫颈细胞学筛查;30~65岁女性优先推荐使用HPV和细胞学联合检查,每5年1次,也可每3年1次单独宫颈细胞学筛查。因此,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可考虑对30~65岁女性联合应用细胞DNA倍体定量分析和hr-HPV检测或TCT技术宫颈癌一线筛查的技术。
宫颈癌是目前唯一病因明确的恶性肿瘤,依靠相关筛查手段及预防、治疗方法,有望成为人类第一个被控制的癌症。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目前宫颈癌早期筛查研究不仅仅局限于细胞形态学筛查,更多的研究已开始转向癌基因及其表达蛋白检测的细胞分子学筛查分流,如人染色体端粒酶基因(hTERC)检测、HPV DNA分型检测、HPV 蛋白检测(E 6/E 7 mRNA)等。技术的改进与发展固然促进了宫颈癌筛查手段的规范化和精准科学化,但目前缺乏大规模的临床数据及荟萃分析,目前市场上有62种HPV的检测,其多元化检测实际上进入了无序化的状态,真正的技术尚未成熟,应用的成本高,在临床和筛查上仍应该推崇以细胞学检测技术为主导。结合我国医疗卫生资源缺乏,特别是细胞病理学医师稀缺的情况下,建议将自动、智能、经济的宫颈癌筛查策略归纳为“三阶段的分层/流”筛查,即:第一阶段:采用细胞DNA倍体分析和TCT自动化并列进行大规模的初筛(技术上的问题已经解决);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筛查结果异常者,细胞病理学医师用TBS复核诊断;第三阶段:阴道镜宫颈组织活体组织病理学形态检查诊断。运用细胞学技术、基因检测技术等,实现中国大陆大面积、大规模宫颈癌“三阶段的分层/流”筛查以期提高诊断分流的结果,提高宫颈癌的筛查检出率,真正实现宫颈癌病变的早诊断、早治疗,最终控制人群中宫颈癌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