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病理人——说说我的老师们

我做病理医生，可以说是自己愿意的，主要是受了老师的影响。在学校的时候，教过我病理学的老师一共有三位，其中的一位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那是一位中年男士，到学校里来上课，也和在医院里上班一样，穿着一件合体的白大褂，里面是浅色衬衫、深色的领带，头发留得有点长，往讲台上一站，很有学者风度。他首先声明听他的课不用做笔记，“你们坐着我站着，好好听就OK”。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上课时喜欢边讲边问，问的不仅仅是病理解剖学，比如讲肝硬化的时候他会问病毒的结构和分型，还会把血吸虫从毛蚴到成虫再到虫卵问个遍；讲真假结核结节的鉴别，顺便要问一线和二线抗结核药分别有哪些？如何配伍？讲子宫肿瘤时要问切下来的子宫如何分辩前后壁？为什么？要是答对了，他会说：很好，非常好！答不全的话他会让后面的同学来补充，直到他满意为止，要是连续叫三个人都答不上来，他便问有人自告奋勇吗？没有的话他就自己作答，答完后少不了要数落我们几句：“一问三不知？不瞒诸位我可是有一点点失望啊！古人云，秀才不怕衣服破，就怕肚里没有货，如今你们的衣服已经很光鲜了，更应该有‘货’吧？要不以后面对病人的时候你们咋办哦？”有人小声申辩，那么多的书都要背，我们如何全都记得？还是被他听见了，“最笨的人就是死记硬背的医学生，学医虽苦，窍门还是有，就看你能不能找到”。上病理课的时候还没有接触临床，对临床的话题特别感兴趣，他还会拿出一两个具体的病例来分析，据说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基础和临床之间的桥梁。“借助于这个病例，大家知道了异位妊娠的病因、分型、和结局，临床表现和诊断依据我也讲了，关于治疗，视不同情况选择保守疗法或手术切除，且听妇科老师下回分解”。他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下周是期末考，病理是考试科，安排在周二的上午。考的时候你们全都好好考，没有任何一个人打小抄，那将意味着什么？”说实话这个问题真不知该如何作答。他这次没叫同学站起来回答，停顿了大约5秒钟，自己慷慨激昂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意味着老师我是相当的有面子啊，为什么呢，水平高教得好嘛！”没见过此等卖瓜的“王婆”。病理这门课就在同学们的笑声中结束了。我那时很喜欢病理课，是因为老师太有学问了，他的风趣，让课堂总是笑声不断，还没有想到我的未来就是在显微镜旁一坐就是几十年。

来到医院，我的第一个岗位在产科。产科的主任是一位军嫂，四川人。她把四川女子的干练泼辣与平日在家里耳濡目染的军旅作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个产科打理得井井有条。医院的同事们背地里会称她“铁娘子”或“产婆一号”。叫后者的更多一些。护士长大约三十岁，工作上也是把好手，她俩配合很是默契，什么都要争第一，哪怕是文艺汇演和拔河比赛。刚毕业的我，就是这个科年龄最小资历最浅的“产婆”，记不清是第18还是19了，反正是最后一位。就在我“末位产婆”当了大约一年的时候，卫生局对医院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产科主任升任业务副院长。她把主任的大权交给了二号产婆，便去上任了。大约一周以后，一纸调令下来，产科护士长升任护理部主任，而我去院办公室当秘书。大家一看就知道这肯定是“产婆一号”的主意。她的手术做得很漂亮，但医院却没有病理科，标本是要送出去做病检的。“这大个医院没有病理科怕是不得行，要马上建起来”。她的提议得到了院长和书记的响应。院长是一位普外科医生，书记是骨科医生，也都知道病理的重要性。很快付诸行动并得到了本市内一所医学院病理教研室的支持，没有课的老师过来一位做病检。副院长对我说：“请医学院的老师们过来支援不是长久之计，我们的人得自己会做。我与院长书记商量过了，你比较合适，你上午在院办下午过去跟他们学病理。”那一刻，我想起了学校里的那位病理老师，我愿意步他的后尘。在医学院老师们的指导下，我学会了基本的病理技术操作，学会了常见病的病理诊断。一年以后，获得去省城医学院进修诊断病理的机会。上理论课的时候在医学院，练取材和诊断时去一附院病理科。我的带教老师是一位性格温柔的女士，那一年她38岁。研究方向是胃癌及癌前病变。工作之余还自学日语，据说日本的胃癌研究水平在世界上的排名比较靠前。她写得一笔好字，我怀疑她是不是专门练过硬笔书法。因为她的字要是写在方格稿纸上，很像是书店里卖的钢笔字贴。人如其字，她的工作作风犹如在病理报告单上的签名，横平竖直一丝不苟。当时除我之外她还带着一位病理研究生。她带着我们做冰冻、取材、为我们复阅切片。我们把诊断写在草稿本上交给她，对的打勾，错的她就打问号。有一次我问：“错的您为何不打叉呢？”她笑笑说那样就太打击你们的自信心了，打问号就是让你们再看看再想想。邻近医院有读片会时她会带我们去参加，并鼓励积极发言；还与我们一起逛书市；端午节、中秋节的晚上，还把粽子、月饼送到我们宿舍里。我跟着她一年，不仅看到了她善待学生，善待同事，善待患者，也看到了她如何孝敬老人，教育孩子，更重要的是她用行动向我诠释了什么叫爱岗敬业。她后来成了这家医院的病理科主任，再后来还担任过省病理学会副主委、主委。当然，我也没少麻烦她。我回医院后就开始了一个人的病理，因为医学院的学生逐年招得多了，老师们的教学任务很重，没时间过来了。工作中遇到难题，我有两种解决的途径，一种是请教本地的老师们，另一种就是把蜡片切了贴在滤纸上，装在信封里寄往省城，老师收到后请技术室的老师把标本漂在玻片上染出来，她看了是个什么结果再给我打电话。我每次去省城开会，包里也会装上几张需要请教的片子，会议间隙交给老师看。真是一年为师，终身为师啊。

从病理科开诊到现在，医院的病床从两百多张增加到1100张，病理科的工作人员也从我一人增加到现在的8人。去年9月和今年7月，我院普外科、消化内科和骨科先后获得省级临床重点专科，且全都以总分第一通过评审。这三个科共有五个病区，是病理科的大客户。我们院领导说，在医院发展的历程中，有些科室的贡献是无法用经济指标来衡量的，比如病理科。这就算是他这个层面对我们工作的肯定了。我在基层医院做病理医生这些年，曾经得到过许多老师的指导与帮助，包括华夏病理网上没有见过面的老师，没有机会一一致谢，就借华夏病理庆典征文之机，对他们说一声：老师，谢谢您！并在此祝老师们快乐平安，好人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