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结果一经公布，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大众媒体数十年来一直宣传的观念是，超重甚至是适度的体重增加都不利于身体健康。同时，该结果也引起了一些公共健康专家的强烈质疑。“这项研究简直就是垃圾，不值得大家浪费时间去关注它，”哈佛大学的营养学家兼流行病学家沃尔特· 威利（Walter Willett）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说。后来，为了批驳那篇研究报告，威利在哈佛大学专门组织了一次学术研讨会，指出他和同事在弗莱戈的论文中发现的问题。在会上，报告人轮番对弗莱戈的研究进行了批驳。“弗莱戈的文章有太多的纰漏，会误导和迷惑很多人，所以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对她的文章进行更为深入的‘挖掘’，”沃尔特说道。

然而，也有很多研究人员对弗莱戈的研究表示认同，并将其视为阐述“肥胖悖论”的最新报道。

超重的确会提高人们患上糖尿病、心脏病、癌症和其他慢性疾病的风险，但这些研究表明，对于某些人，特别是那些中老年人或者患有某种疾病的人而言，超重一点儿的害处并没有那么大，甚至可能是有益处的（而过度超重，也就是常说的肥胖才是有损身体健康的）。

“肥胖悖论”在公共卫生学界引发了大量讨论，其中包括4月份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大讨论之所以能够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肥胖所涉及的流行病学非常复杂，而且又很难排除错综复杂的影响因素。有趣的是，这场辩论中最有争议的部分并不是科学本身，而是如何看待肥胖问题。包括威利在内的公共卫生专家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不断地向人们强调超重的危害性。威利认为，诸如弗莱戈这样的研究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们会给公众和医生带来困惑，也会干扰遏制肥胖发生率不断上升的公共政策。

“这样子下去，将来会有部分内科医生不会再为超重的患者提供改善体重的建议。更为糟糕的是，这些研究结果可能会被一些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所利用，比如软饮料生产企业和快餐业，他们会用超重无害的科研成果去影响政府决策，从而为自己谋取利益，”威利这样说道。

但是，许多科学家认为，如果仅仅是为了简化信息而去隐藏或者去除某些数据，尤其是那些在多次实验中被反复验证的研究结果，会让他们感到不安。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内科医生、肥胖症专家萨穆埃尔· 克莱因（Samuel Klein）认为，如果只是一项研究，那不一定能告诉我们事实的真相，但如果是大量的研究都得到同样的、一致的结果，那就毋庸置疑了。

这些数据就像《绿野仙踪》里带领美丽少女多丽娅回家的、由金砖铺成的大道，会指引着我们到达真理的彼岸。

死亡曲线

超重会加速死亡这一提法，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保险行业的一些研究。20世纪60年代，一份基于美国26家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人数据的分析报告显示，体重比美国人平均体重稍低的人群死亡率是最低的，而体重高于平均值的人，死亡率会随着体重的增加稳步上升。该报告促使美国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etLife）更新了标准体重表，以此筛选投保客户，后来该标准在随后的数十年里被医生广泛使用。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US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的负责人鲁宾· 安德雷斯（Reubin Andres），因为对这份标准体重表提出质疑而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通过对死亡率统计表和研究数据进行重新分析，安德雷斯发现，体重和死亡率之间其实形成了一条U形曲线。曲线的最低点是死亡率最低的体重值，这个值会随年龄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安德雷斯的计算结果表明，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推荐的标准体重可能只适用于中年人，而不适合那些50岁及以上人群，这些人超重一点儿可能更有利于身体健康。安德雷斯的研究使得肥胖悖论迎来了第一缕曙光。

安德雷斯的理论遭到医学界主流学者的集体反驳。例如威利和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专家乔安·曼森（JoAnn Manson）就曾于1987年，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联合发表了一篇引用频率颇高的文章（即这篇文章经常被其他学术论文引用）。在文章中，他们分析了25项针对体重和死亡率关系的研究，结果发现，导致不同研究出现不同结论的最主要干扰因素是吸烟和患病。与不吸烟的人相比，吸烟者往往会偏瘦一些，且死亡率也会高一些；同样，患有慢性疾病的人体重也会偏低。恰是这两种因素，使得偏瘦本身就成为了一个风险因素。

1995年，曼森和威利再次发表文章，重申了他们的这一观点。这次，他们分析了超过11.5万名女性护士的身体质量指数（body-mass index, BMI），这些护士都是一项身体健康状况长期调查的参与者。曼森和威利排除了那些曾经吸过烟，以及在调查开始后的4年里就去世的女性（这些女性可能会因为患病而导致体重减轻），结果发现BMI和死亡率之间呈现明显的线性关系，死亡率最低人群的BMI值小于19（相当于一名身高在1.63米的女性，最佳的体重应该在50千克左右）。

“超重和肥胖会升高人们患上重大疾病的风险，同时又会降低死亡率，这种事情在生物学上可能出现吗？”曼森说。因此他认为，弗莱戈的研究显然是不可靠的。

与此同时，全世界也都开始关注肥胖问题。自从1980年开始，世界范围内的超重和肥胖人群所占比例就开始飞速上升。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瑞士日内瓦专门为此召开了首次专题大会。会上，专家们对BMI的定义给出了新的标准，即BMI值在18.4 ～ 24.9之间为正常体重，在25 ～ 29.9之间为超重，等于或者大于30定义为肥胖。1998年，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分级标准，调整了自己对BMI的界定。美国梅奥诊所（Mayo Clinic）的心脏内科医生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希门尼斯（Francisco Lopez-Jimenez）介绍说，我们在过去一直把肥胖视为危险因子中的“灰姑娘”，因为根本没有人关注它。现在，这种情况总算有所改观了，人们开始逐渐重视肥胖问题。

数据之争

弗莱戈正是提出要重视超重和肥胖问题的专家之一。她在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下属的统计数据中心工作，能够接触到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检查调查（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NHANES）的数据资料。该调查从20世纪60年代起便开始实施了，每年都会选择大约5000名美国人进行跟踪访谈和体格检查。弗莱戈和同事对这些调查数据进行研究之后发现，美国人超重和肥胖的比例在逐年递增。

然而，弗莱戈在2005年发现，NHANES的数据证实了安德雷斯的U形死亡曲线模型。弗莱戈的分析结果显示，那些超重但不肥胖的人，死亡率要低于正常体重者，这一关系甚至在不吸烟的人群中也一样成立。

威利说，弗莱戈的研究得到了广泛报道，因为她在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工作，而她的研究却似乎在鼓励人们增加体重。“很多人把这一结论视为美国政府的官方声明，”威利介绍说。威利和同事对弗莱戈的工作进行了批评，他们还像今年年初那样，组织了一场公共研讨会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这些学术上的争议，使得弗莱戈的研究遭到了很多媒体的负面评价。

“我非常诧异我们的工作会招来如此多的攻击，”弗莱戈表示，她更愿意把关注焦点放在流行病学数据里的那些微妙难解之处，而不是这些统计结果会有怎样的政策暗示。“尤其是在研究的最初阶段，有很多针对我们工作的误解和困惑，消除这些负面因素是需要消耗大量时间的，而且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弗莱戈补充道。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其他的研究人员也发现了同样的趋势，于是弗莱戈决定完成那项综合性分析研究（也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项研究）。她说：“我们认为是时候把这一系列研究成果进行一次整理和总结了，我们也许无法理解其中所有的信息，但我们至少要把这些信息全部呈现出来。”

弗莱戈的分析，囊括了97项前瞻性研究，这些研究全都采用了标准的BMI分类法，来评估与各种因素相关的死亡率。另外，这些研究还都使用了标准的统计校正方法，来阐述吸烟、年龄和性别对研究结果带来的影响。当把所有成年人的研究数据进行汇总之后，弗莱戈发现，BMI处于超重范畴（即BMI介于25 ～ 29.9之间）的人群死亡率最低。

然而，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认为，弗莱戈的方法并没有完全校正年龄、与疾病有关的体重减轻以及吸烟对研究结果带来的影响。他们说，如果弗莱戈要去除这些因素，那么在年轻群体中，同样应该消除这些因素。此外，哈佛大学的团队还认为，吸烟者当中，并不是每个人的嗜烟程度都是一样的，比如重度吸烟者通常比偶尔吸烟者更瘦一些，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挑选完全不吸烟的人群进行研究。威利指出，他在201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就没有被弗莱戈纳入分析范围，因为威利当时没有使用标准的BMI分类方法。在这项研究中，威利和同事对来自146万人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对于不吸烟者，死亡率最低人群的BMI在正常范畴，即介于20 ～ 25之间。

弗莱戈却认为，威利的研究废弃了大量的原始数据——差不多近90万实验对象的数据。弗莱戈说：“一旦你剔除了如此大量的数据，你就无法确切得知不吸烟者和其他实验对象的区别。比如，不吸烟者的经济条件可能会更好，或者受教育的程度更高”。弗莱戈还表示，威利的研究依赖于实验对象自述的身高和体重，而不是实际测量的结果。“这将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弗莱戈说，因为人们倾向于低估自己的体重，比如肥胖和高危人群就会说，自己只是稍微超重一点儿而已，但这样一来，研究人员在评估死亡率的上升趋势时，就会出现误差。

悖论后的纠结

对于威利对弗莱戈工作的批评，很多肥胖专家和生物统计学家都表示了异议。他们认为，威利和弗莱戈的研究各有优点，两者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处理数据而已。既然有如此多的研究都支持“肥胖悖论”，我们就应该认真对待它。“这是很难用数据来论证的。我们是科学家，我们关注数据，我们不会无视数据所代表的意义，”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内分泌学专家罗伯特· 埃克尔（Robert Eckel）说。

科学家现在正在努力解答的问题就是，为何会产生“肥胖悖论”。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在过去近十年里，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患有心脏病、肺气肿和Ⅱ型糖尿病等严重疾病的人群中，反而是那些超重者的死亡率最低。对于这种现象，最常见的解释就是超重的人有更多的能量储备来对抗疾病。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脏病专家格雷格·福纳洛（Gregg Fonarow）说：“这就好似电视真人秀节目《幸存者》（Survivor）里面的选手一样，那些刚开始很瘦的选手最终往往很难胜出。”

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代谢储备也很重要。“生存其实就是各种风险因素平衡的结果。如果你本来年轻健康，然后在15或者20年之后出现肥胖问题，这是和年龄增长有关系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各种风险因素平衡的结果是倾向于让人发胖，”德国Charité医学院（Charité Medical University）的心脏病学研究人员斯特凡·安克（Stefan Anker）说道。

遗传和代谢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去年，美国西北大学的预防医学研究人员梅赛德斯·卡内森（Mercedes Carnethon）研究发现，患有Ⅱ型糖尿病的成年人中，在一定时期内体重正常者的死亡率是超重或肥胖者的两倍。卡内森认为，这种趋势可能是由体型虽然偏瘦，却患有“新陈代谢型肥胖”的一小群人所导致的，这些人血液中的胰岛素和血脂水平很高，所以患上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就更高。

所有这些发现都表明，BMI是个粗略的个人健康评价指标。一些研究人员主张，最重要的是脂肪组织在身体里的分布情况，腹部脂肪过多是最危险的。另外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心血管适应度才是最佳的评价指标。“BMI只是评价工作的第一步。如果能再加上腰围、血液检查和其他风险因素的评估，就可以得到一份更完整的个人健康状况评估报告了，”美国Pennington生物研究中心（Pennington Biological Research Center）的肥胖症研究人员，同时也是该中心执行主任的史蒂文·海姆斯菲尔德（Steven Heymsfield）介绍说。

如果有关“肥胖悖论”的研究工作都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将这些细微玄妙之处传达出来。过度超重，也就是肥胖，毫无疑问对身体健康是有害的。对大部分年轻人而言，保持身材是很有必要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到了疾病缠身的时候，适度的超重可能会对健康更有帮助。

然而，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担心人们会误解这个结论，认为超重是不会影响身体健康的。威利还担心，“肥胖悖论”研究会让公众不再相信科学。他说：“你会经常听到人们说，‘一个月之前科学家还是这么说的，可是几个月之后他们又反着说了，所以科学家的话不能信’。这种事情在一次又一次地上演，就像苏打水之于肥胖，石油工业之于全球变暖。”

威利认为，防止超重首先应该是基本的公共健康目标。他说：“一旦胖了之后就很难再瘦下来，所以适度超重无害的理论会导致大批超重者产生。我们希望人们努力保持身材，不要超重。”然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肾病学家卡姆亚·卡兰塔尔-扎德（Kamyar Kalantar-Zadeh）认为，不应该隐瞒有关体重和健康之间的微妙关系。他说道：“作为科研人员，我们必须实话实说。”

与此同时，弗莱戈也表示，她最关注的问题不是公众对其研究结果的反应。她说：“我为统计机构工作。我们的工作不是制定公共卫生政策，我们只是提供准确的信息给政策制定者，以及对这些话题感兴趣的人们。我的研究数据只是研究数据，不会故意去传递什么意思。”

本文授权转载自《环球科学》2013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