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们陶醉于对这个美丽的岛国时。一片阴影也向我们悄悄袭来，因为新加坡向来是阴晴不定的。
To be continued

时间：2002 年11月1日

那是我在新加坡陈笃生医院开始工作的第一天，在此以前我们也得到消息，我们中的一位也就是我的新室友即将被送回国，因为它的体检乙肝血清阳性。其实我们在国内也有体检，但是至于什麽原因检查结果有所出入，我们都不得而知。 经过我们的请求，院方终于决定复查。但是最终这位朋友还是逃离不掉离开新加坡的命运。他的出国梦就这样夭折了。也许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对于某个人一个不经意的决定，但却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据说这位朋友回国后一直在家里闭门半年，半年后才出门宣布他从新加坡工作回国。因为他临出国时无论家人还是同事都对他寄以“厚望”。
然而类似命运的不只是他一个，而他只是第一个。

他走后我一个人住在自己租的政府组屋里。房东是个印度人，去了澳大利亚，他的房间的墙壁上挂着他们所信奉的神的头像。瞪着一双充满威严的眼睛，一个人住在里边，有时还真的觉得有点悚然。我有时也在想，住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如果真出了什莫以外，或者工作上出现什莫问题，又能依赖谁哪？

新的工作环境让我们都感觉到压力。幸运的是我和上海的另外一位徐医生分配到心脏科，好在互相可以交流，回想起来，这种团结比孤军作战真的是有利的多。新加坡的医生和国内职位区分大概相同：从上之下分为：senior consultant , consultant, associate consultant , registra, medical officer, house officer, 各相当于国内的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住院医师，实习医师。我的职位 medical officer，由于我在国内也是住院医师，并且年龄和这里的第三年的住院医师年龄相当所以并不感觉到自己很特别。但是很多病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我们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大概是我们独特的气质吧。据说普通病房的病人量较大，所以第一个月，科里把我们安排CCU病房，属于适应时期。

和我们一起工作的是一位可爱的华人女孩子，叫志芳，她来至吉隆坡的一个富裕家庭，毕业于英国有名的爱丁堡医学院。虽然她比我们都要小，可在她面前我们有时居然显得拙手拙脚，确感羞愧，但是她也在无私的帮助和鼓励着我们。而与他相比我们的上级，同样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华人医生雷蒙却不是那末容易相处，当然最重要的是交流问题，他的带有一点澳大利亚味道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英文口音，我们根本听不懂。也许他根本就不在乎我们的存在，两周内，他从来没有正眼同我们讲过一句话，他和志芳两人在一起谈论病人病情有声有笑的时候，我和徐医生两人面面相觑。尴尬的是被人忽略的感受，但然承认的是我们确实听不懂他的口音。

没办法，那一阶段我白天将耳朵竖起来听他讲话，晚上听VOA, BBC, 看英文电视台。终于在第二周的时候，我们终于能听懂雷蒙的英语了，至少一部分。正在这时，他休假三天，我和徐医生都感到高兴，感觉到他不在，我们的压力好像要少一些。但是三天后，当他回来时，我们发现，他的英语我们又听不懂了。

其实，真正的困难之处又仅仅只是语言。那一段时间，真的觉得自己好象忘记了所有的医学知识。这里的Medical officer 除了和国内住院医一样的工作外，还要抽血，放置静脉留置针。而且第一次应用的静脉用药一定要有医生来给。所有的住院医生都要会气管插管，在监护病房轮转的医生也一定会独立操作中心静脉置管，血液动力学检测等。由于在国内没有抽血置管的经验，常常将病人的手扎成血肿，病人也常常抱怨。有一位倍受我们所扎深感痛苦的病人，“拒绝那两位同中国来的医生再抽他的血”。

早晨，天还没有亮就起床，在等车的路上，还要翻着中英对照的药学字典，一天工作回家后往往身心疲惫，还要打开电视，学听练习英语。

好在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雷蒙一样对我们置之不理，有一位漂亮的林医生，和一位从英国回来的黄医生从一开始对我们就十分友好。CCU（冠心病重症监护室） 的 NURSING OFFICER 虽然和国内的所有护士长一样愿意多管闲事，但是对于我们可能是由于同情也十分关心，十一月的新加坡有两个国家的法定假日，分别是印度和马来人的新年，她把我们带到印度和马来护士的家中同她们一起过年，让我们体会到异国的习俗。

心脏科的Consultant 多数都很忙，早上查房后一天都不会再看到他们的踪影。与我们的交流也很少。只是听到护士悄悄告诉我们，一个很Fierce , 另外一个从香港来得很sacarstic, 叫我们多加提防凶猛。

就这样一个月很快就要过去了，在这一个月里我不停的告诫自己，一定要尽快的适应，一个月后马上就要独立工作了。如果到时不能独立的话，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是不会给弱者同情的。 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正确的，而一个月后的普通病房的工作难度确实超出我的想象。

在普通病房的第一个月确实terrible， 我们心脏科的制度是team base, 也就是说，consultant, registrar , medical officer 在一个TEAM 里。这里的consultant ，registrar   都很忙，每天查完房后还要去导管室，超声心动室，门诊。所以早上查房很快，一般是查房时记病程记录，查完房后，所有的住院病人的工作便落在住院医一个人的身上。当consultant 当班时，所有的新病人便归这个team。病床周转也很快，平均4-5 天。最多时一个medical officer 可管30-40 个病人。有时白天当班时会有6-10 个新病人入院， 6-10 个出院， 由于心脏科没有House officer， 所以护士碰到任何问题都要去传呼medical officer.

我的第一天我已经记不得自己在作什么了，只知道自己忙的一塌糊涂。我的CONSULTANT 早上在国立大学医院出门诊，下午4 点钟才回来，而他的team 里偏巧没有REGISTRAR 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请示，而那天又赶上他当班，白天就有6 个新病人住院。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只是知道自己的PAGER 在一停的响，甚至没时间回电话，由于光心脏科本身就有四个病房，还有不少OVERFLOW的 CASE 在别的病区，所以自己不停的在病房间穿来穿去，中午饭也没时间吃。 当consultant 下午回来，善意的问我感觉如何，我叹了一口气说：“ I feel myself totally lost “ ，当天我11 点才回到家，才吃上当天的第一口饭。

我的第二天也是如此，没有时间去吃午饭，回到家里也有10 点多了，第三天， 第四天， 终于在第五天时可以吃到午饭了，也能在8 点钟以前回家了----- 我相信我们中每个从中国过来当医生的经历都是一样的，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困难。 就在第一个月刚刚过去的时候，一个从上海过来的在国家脑神经科工作的罗医生提出辞职。也许对我前室友的离开大家还抱有同情，对于罗医生的辞职大家已经无暇顾及。就这样在他走后不久，我就搬到他的住所同另一名在普通内科工作的黄医生住在一起。
这时对新加坡的医疗组成，和新加坡的医生情况也有了一定的了解，这里作以简单介绍。 新加坡和香港一样都是英殖民地国家，所以实行的是MRCP 考试制度。

MRCP 代表mebership of royal college of medicine，英国皇家医师的意思。有了MRCP 后就可以在英联邦的一些国家行医。 MRCP 分为PART1 （ 基础知识笔试）， PART2 A（临床知识笔试）， PART 2 B （临床知识实践考核） ， 最后一步大多是在英国进行考试，并且难度很高。要求应试都有极强的查体敏锐能力及分析能力。 所以通过率只有30%左右。PART1 的有效期7年，PART 2 A 的有效期只有2 年，如果在通过PART 2 A 的两年内通不过PART2 B 的话就要重新进行考试。MRCP 是从MEDICAL OFFICER 升到RIGISTRAR 的唯一途径。

MEDICAL OFFICER 的培训期限为3 年，根据所选择专业（内外科，急诊科）的不同在不同的科室及不同的医院进行轮转进行基础阶段的培训（BST basic traning） 多数住院医生在毕业后的3-5 年间通过MRCP 进入第二阶段的培训（AST advanced traning）及主治医师培训，相当于美国的Fellow。 培训的期限是3 年 结束后会有一个EXIT 考试， 通过后便会成为专科医师及ASSOCIATE CONSULTANT , 一年后便会升职为CONSULTANT. 所以顺利的话从MBBS (医学本科毕业)到CONSULTANT 应该是七年的时间。最早的医生在32-33 岁时即可成为CONSULTANT.

这里的男孩子都要服兵役，所以多数都要耽误两年，而女孩子通过考试都比较快。 他们毕业的年龄都在24-25岁，我当时28岁相当于3-4 年的住院医，不少从外国（印度，菲律宾）来的医生，就是借这个机会通过了MRCP 考试而成为这里的REGISTRAR。

确实承认，无论在国内自己觉得自己的英语基础有多好，语言问题还是最大的障碍。刚开始是我们听不懂他们，但是当对他们的口音熟悉后才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出现了，也就是他们听不懂我们。 尤其是在院内或院外会诊时。会诊时除了要写会诊单（这里称blue letter）, 还要请受会诊的医师电话进行联系。由于会诊时需要大量的心脏科外的医学词汇，或者你听不懂他，或者他听不懂你。有时让我们很尴尬。 一次我在给一位国大医院心外科的医生打电话，由于讲得很慢所以他听的很不耐烦，让我 “move on” 而我误以为是“hold on” 所以不再继续下去，他可能由于很忙，对我非常不客气的说了一句：Can you please find someone who can speak English? 当时感觉自己如被羞辱一般，但是我还是很礼貌的说了句 “ Sorry, I will ask my registrar to speak to you “ , 好在当时的Registrar 是那位漂亮的林医生，我才没有感到极度难堪。

有一次在同一位病人家属在交谈的时候那位病人的儿子说到“DOCTOR, 你是不是觉得讲英文很辛苦，你可以华语” 也许他并不一定是出于坏心，但是这种请求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种刺痛。

在普通病房的第二个月，虽然我的Registra 是林医生，但是consultant 是那位很sarcastic 的从香港来的医生， 他是专门作介入的， 操着一口苏格兰的英语。 有一天早上他page 我，问我和林医生在哪个病房，好过来找我们一起查房make the morining round 我是说在8B，而他过了好一阵子才赶过来，我才知道他是将8B 听为8D， 他很不客气的责备我“every information you give me is wrong, I have been through the whole hospital in looking for you? You waste my whole moring”
就是这样，我对新加坡的那种新鲜感逐渐消散，随知而来的是一种压力，但是我从来没有否定过自己。

院周刊的一名女孩子，让我写一点东西，作为一个新员工表达一下感想，我写到：“------ I felt pround of working in Tan Tock Seng where is so clean and beautiful. ---Language is still a problem for us. Sometime we will make others misunderstand, we need understanding from you, given time , we will definiately improve. “
我相信早晚有一天，我会很自信的在这里工作，而且那一天并不会很远。

就这样，感觉每天都过的很快，很紧张，但是也很充实。因为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是学习的机会。一本英文字典，一本药物手册成为每天身上必备的工具。身边的同事都注意到了我们的存在。一位打扫卫生的护理员在电梯上见到我冲我打招呼，说看到我的photo在院刋上，look very nice. 当时还真的觉得有总明星的感觉。护士们，包括一些印度和马来的护士也不再一味的追着我们完成落下的工作，也会很轻松的同我们开玩笑。 虽然有时候还要求其它的medical officer 帮忙，但是已经很少了。

由于这里的中国医生只有几个，所以总是觉得自己代表的是中国人，如果受到否定简直就是对中国人的否定。但是长时间接触感觉到，虽然新加坡人有自己的优越感，但是他们并不歧视中国人，相反好多新加坡的病人对中国的发展，特别是上海的发展十分关注。所以一个国家发展起来了，在国外就不会受歧视。 不光是在新加坡，我想在其它国家也是一样。

时间很快，转眼间又到了圣诞节。整个Hospital装饰的充满着节日的气氛。各个病房都挂着铃铛，摆放着会唱歌的圣诞老人的圣诞树。 新加坡的宗教民主，华人中的老一代多数信佛教，而年轻一代信基督或天主教，马来人信奉伊斯兰教，印度人信奉印度教及佛教。所以不足为奇的到处可以见到庙宇，教堂。医院中的医生信奉基督教居多，圣诞节对于他们来讲也是比较重要的日子。很快就要到了公历的新年，也即将到了农历的春节。同国内一样各个科室和病房都在开着PARTY. 作为这个医院一个新的成员，我们也被邀请到平时工作的病区参加他们的庆祝活动。所谓的PARTY 很简单，就是一些BUFFET, 护士们互相交换一下礼物。

其实这里的生活真的很简单，回想起来在无论是在东北还是在北京，每次新年的会餐都是无尽的狂欢，当然也是科主任的一个***舞台。我们心脏科的PARTY   也是很简单，只是中午时医生们，CCU 的护士们在一起聚聚，发一点小的礼物。玩一点小游戏，难得的是那一天所有的Medical officer 都在，刚好在聚会的多功能厅有一架钢琴，在我们的要求下， 一位consultant 独有兴致的为我们弹起贝多芬的名曲和中国名曲。我们几位medical officer 在钢琴前留了一张和影。但是没有想到，这张照片居然最后会成为一个永久回忆。 因为谁的不会想到在3 个月后， 另世界恐惧的SARS 竟然会从这里爆发。

但是国外的东西并不是一切都是美好的，即使在新加坡也会有掩藏于华丽外表内的虚伪，在民主和公正的旗帜下，更多的是对自我利益的保护。在这里工作的这三年，我深深体会到这一点。如果你问十个新加坡人最担心的是什么，我想大概会有九个人回答怕失去工作。这里医生的路途很单纯，在通过MRCP 考试，完成 REGISTRA 的培训，升上CONSULTANT 几年后，多数人都会选择离开政府医院，到PRIVATE 医院，那里的薪水是政府医院的数倍。

医院的病人有等级之分，分为A、B1、B2、C  CLASS 4 级，只有A及Ｂ１ＣＬＡＳＳ有空调。而且A 级的病人往往很挑剔，而据说CONSULTANT 也可以从A CLASS 的病人中获得更高的收入。 C CLASS　是政府补贴的病人，有些病人居然把医院当成自己的家一样，每个月都要住上一段时间。反正也是政府先还钱，所以有些病人欠政府钱多了，反到不急了，到是社会服利人员四处替他筹款还医院债务。　急诊部门也多是不加筛选就将病人收院，增加了很多病房医生的无用功。在病房里你也会看到各个部门之间滥用会诊。护士不会替医生承担任何责任，出了事上下级医生互相推责任。原则大于人情。刚刚到新加坡时并不理解这一点，以为看到的都是美的。

选择当医生，就要承担：压力，成功，失败，风险，疲惫。要有敢于偿试的勇气，去面对困难的挑战。尊重他人的权力，也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要有一颗仁爱的心，一双敏锐的眼睛，灵巧的双手，勤奋的双脚， 考虑周全的大脑。我们的心能装下病人的疮伤，我们的眼睛会透视病人的诊断，双手去解除病人的痛苦，勤于观察病情的变化，深思熟虑，防患于未然。原则： 病人的安全胜于医生自身的利益

经过二，三个月的痛苦和压力，正当我和徐医生在心脏科逐渐融入工作也找回自我的时候。我们的另外两位上海的战友，在呼吸科的杨医生和我的室友在普通内科的黄医生的日子却一天天的难过。由于他们接触的都不是他们自身的专业，再加上年龄偏大，两人在国内都是高年资的主治医生，语言关和专业关都成问题。当然还有一个尴尬原问题是由于他们都有house officer ，所有上级医生提出的问题，house officer反应的都比较快，有的时候 consultant 宁愿让house office r去汇报病历。所以长久以来他们难免显得进步并不是很快。

有时，看到每天他们沉闷和紧张的脸，我的心里也觉得不是滋味，也预感到什么事情会发生，终于在新年前，在6 个月的试用期前，杨医生有一天告诉我们，人事处通知她第二天不要来上班了。我们都为她难过，但是没有办法，人事处决定的事情是不能够改变的。在我们的请求和她自己的要求下，她在药局作了一段pharmacist assistance ， 但是最终还是被辞退了。好在她的先生在新加坡，她不存在VISA 的问题。 可以后的两年间，陆续见到过她几次，由于一直没找到工作，所以几次见面时从她脸上的沧桑中都可以看到当时被辞退时的遗恨。这件事发生以后，我对自己也对其他的几位医生说过“ 今天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情，明天可能在我们所有人身上都发生”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到了三月末，医院在新加坡的一个豪华的酒店举办了两年一度的DINNER AND DANCING，就是全院范围内的大型联谊会。印度和马来的职员都穿上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服装，华人和非律宾人也穿上了最艳丽的晚装，让人耳目一新。晚会请到了当地比较有名的印度族主持人，非常幽默诙谐。整个晚会特别显得热闹轻松。CEO 的致辞也十分的简短。当然最高兴的是大家知道能多拿到很多的bonuS . 晚会还评出了最佳服饰奖，最帅先生，最漂亮小姐奖。 平时在医院里那一张张紧张的面孔，一下子，在那天晚上都好像变了一个人。晚会和晚宴后就在狂欢的DISCO， 我和CCU 的护士们在一起，她们跳的很欢，很投入。霓虹灯下是一张张紧闭着双眼陶醉的脸。然而，中国有句俗语叫作乐极生悲，谁又能想到今日是在这里狂欢，而明日无论医院和个人都将面对一个生存和死亡的挑战。

SARS 这个字眼不知不觉得就飘进了我们已经平静的生活，刚开始我并没不注意到它的存在，直到有一天在医院的电梯旁，一位从中国来的护士征求我的意见，她说医院要开放一个病房专门收治SARS病人，从各个病区都调出一些护士，她是被抽出到SARS 病房的护士之一，而且她说抽出来的护士多数大多数都是外国人，很少有新加坡本地人。她也生怕自己被传染上到时人在他乡无人照顾。从此我才留意电视上的一些消息，据说是SARS 在广州已经流行一段时间。可是当时我在互联网上用“ 非典型肺炎” 等关键字搜索，相关信息并无多少。 心里难免觉得他们新加坡人过于PANIC。 一个肺炎能多么可怕。可就在知道我的同事Hok Su 和一些CCU 的护士陆续病倒之后，这种恐慌逐渐的渗入到我们的心里。

Hok Su 是我们心脏科的Medical officer 之一，他的中文名字叫天赐。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小伙子，当年26 岁。 他来自于一个医生世家，毕业于澳洲的医学院，四个兄弟姐妺都是医生。他长得斯斯文文，戴付眼镜，一笑就会露出两个小虎牙，女孩子们都觉得他很Cute. 他很热心，在我和徐医生工作不是很熟悉的时候，他总是默默的在帮助我们。春节的时候，还邀请我们到他的家里作客。记得有一次搭他的车去参加我们那位女林医生的婚礼时，我们谈了一路，他让我在婚礼上如果见到林医生不要随便打招呼，我感到惊讶，我才知道，原来林医生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是ENT （ 耳鼻喉科） 的consultant , 他还介绍说，自己9 月份要结婚，邀请我去参加他的婚礼。 她的未婚妻是新加坡有名的研究中心Astar 的研究人员， 在Dinner 与Dancing 的晚会上他把他的女朋友带过来介绍给我们认识，但是没有想到，再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医院的ICU 病房。

他是最先病倒的，主要是因为为一位在CCU 患肺炎的马来女病人气管插管。陆续病倒的除了CCU 的护士以外，连徐医生，林医生也都病倒了。心脏科马上成为这场战争的先驱，虽然医院还没有正试隔离，已经可以看到consultant 在查房的时候都戴上了N95 的口罩。有一次一位consultant 问我“ Are you scared death”

我知道大家都已经开始恐慌了。虽然SARS 带来无限辛酸的回忆，但是那段时间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清闲和人与人之间感情的默契。在SARS 病房2周后，有4 天的假期，一个人躺在圣淘沙的沙滩上享受着久违的阳光和海岸。在SARS 病房里，每天都有各个公司免费送来的午餐盒饭。Consultant 也不再那么凶。午休时，一群Medical officer 在一起聊天，认识了不少新人，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居然讲一口标准的英语和华语，后来才知道她叫IVA 是印尼的华侨，在上医大读了本科和研究生。毕业后来到新加坡工作，她的哥哥也在SARS 病房，刚刚通过考试马上就到国大医院骨科成为Registrar。

新加坡的住院医有3 年的培训，每在一个科室轮转半年，由于SARS 的关系，当年轮转的时间耽搁了一个月。 当时正好是5 月份，也是 house officer 也升为medical officer 的时候。 大家在一起聊天时，他们也谈一谈MRCP 的考试经验，当时听了心里痒痒的，也觉得自己应该考 MRCP了。

MRCP 是英国皇家内科医生的简称，所有英联邦国家都承认的资格证书，相当于美国的board 考试。与之对应的是MRCS，也就是外科医生考试。但是MRCP 不被美国和澳洲承认。所有的考试信息可在www.mrcpuk.org 上查阅到。 MRCP 分为PART 1 ， PART 2 A， PART 2 B。 PART 1 ，PART2 A 都是多选题，以前是true and false, 后来改了题型，都变为best of five。 PART 1 主要是侧重于结合临床的基础知识，PART 2a 也是更侧重临床。每年只有3 次考试，除了在英国，爱尔兰以外，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等都有考试点。对报名的主要要求是，在PART 1 考试前一定要在医院有6 个月的住院医经验。PART 1 没有时间限制，但PART 2 只能保存2 年， 也就是说在通过PART 2A 的2 年内一定要通过难度相当大的PART 2 B，而且PART 2 B 只有3 次的考试机会。

PART 1 所用的书籍除了MCQ （ 多选题集） 外，还有必要的书籍，一本是Basic Medical sciences for MRCP PART1 ( by philippa J Easterbrook) 另外一本是essential notes of MRCP 据说这本书是一位考过十次最后终于通过MRCP的人，最后整理了笔记留给后人。 On line 大多数人都申请了www.onexamination.com 。但是我最终还是没有选择去考MRCP

新加坡的雨天过后，天空也会格外的蓝。 虽然面对的有可能又是一个酷暑。 随着100 天没有SARS 可疑病例，新加坡终于宣布SARS free。 我们也终于脱下口罩，重新面对人生。 心脏科的medical officer 也都结束了轮转，都分配到了其他科室， 只有我和徐医生还留在心脏科。除了Wei song 去当兵 （ 新加坡的所有男性公民都要服二年兵役），其他大部分medical officer还留在陈笃生医院。SARS 过后，新加坡的政府在国家植物园召开了纪念大会，我们也都亲眼看到了吴作栋和李显龙。徐医生等SARS 英雄还同吴作栋等一起吃的晚饭。愈后的林医生成了SARS 特使，不但经常出现在新加坡的媒体，在为医生举办的交响乐晚会后，还亲自向新加坡的总统献上了花束。看来一场SARS 倒是让我有幸在来新加坡半年多的时间就目睹了新加坡的政坛要人。回想在国内生活的20 多 年，看到的最大的要人就是北京医科大学的校长了。

在心脏科的工作也逐渐的熟悉，和英国回来的马来西亚藉的registra 黄医生也成为要好的朋友。有一次，他要在心脏科的CME （ 继续教育）上进行病例讨论，问我有没有兴趣准备。 我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内容是登革热和心肌抑制，那是我第一次用英语作讲课。但是由于我在国内就擅长作幻灯片，再加上我用了一些幽默的语言和图片，大家感觉很有趣，讲课中不时的引起一些笑声和掌声，也激发了大家的讨论。讲课后，雷蒙也向我竖起了大拇指。那时的雷蒙对我们也不是横眉冷对了，他也马上到澳洲去进修一年，回来后也会成为consultant。而我们一年后又后变成什么样子？

那时也是在看书，看MRCP，但是真得觉得很难，好多医学术语都很陌生。好在在网上找到一个会发音的医学字典， Encarta ，不会的词就找到发音，然后把它存起来，日后要复习。 黄医生对我讲，MRCP和USMLE 都很难，消耗时间，而且复习侧重点不同，所以一定要选择好考哪一种。当时只是觉得不会的东西太多了，而且我也感觉自己一定要在下一个posting 到general medicine，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通过考试。

而在普通内科的我的室友上海的黄医生却遇到了麻烦， 这个麻烦是我们大家都想不到的！

 我是在他的室友辞职回国后从那个印度人的房子搬来同黄医生一起住的。我们所租的这个房子是在新加坡最大的组屋区大巴窑的购物中心，楼下就是些步行街市场，平时在屋内都会闻到楼下榴连的味道，榴连是新加坡最有代表性的水果，它的味道很臭，起初很不习惯，但渐渐得反而觉得这个味道也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而黄医生则不同，只要是刚开始他不喜欢的他就不会去适应，也许这就是人个性之间的不同吧。

黄医生是上海医科大学的一个附属医院的主治医师，也是硕士毕业。大概是在国内作主治医师的时间太长，可能在这里作住院医有些不习惯，也可以看到他平时的压力。他每天回来的都很晚，在电视打开后30分钟，他就会踡在沙发的一角中睡着，大概是在电视花屏后，他又会醒来，钻到自己的房间看书。据说他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经常受到consultant 和registrar 的批评，尤其是一个叫Leslie 的印度医生。工作几个月后还没有安排他值班。和我们的经历一样，他也同我讲过，一次由于他为一个印度病人放置留置针，多扎了病人几针，病人很不客气的说道“you should go back to China” 。我确实能体会到他心里和身体上的疲惫。 有几次他也想打退堂鼓，但是最终还是坚持下来。因为他也觉得这里的普通内科和国内的区别很大，可以学到一些知识。

SARS 的时候，他第一次被安排值班，他很高兴，因为这表示科里的医生已经看到他的进步了。可是就在6 个月的试用期过后，当他感觉自己对工作逐渐适应的时候，当他在SARS期间为新加坡人也作出贡献的时候，他却突然告诉我，他有可能被医院开除。

事情还是起于SARS 末期，那时一些病房还有可疑的病例，所以每天早上，每个病房都要派一名住院医师或registrar 向CMB （ chairman of medical board ，相当中国的医务科）汇报病例。有一天，黄医生下夜班，对病人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而他的上级医师居然派他去医务科那里去汇报病人的情况。由于好多人在场，可能有些紧张，又没有准备，所以表达很不清楚。 这时那个叫Phillips 的chairman 十分气愤。当时就下令调查黄医生，到处在问到黄医生在普通内科的表现，有一些人还在维护他，可是大多数人由于事不关已，所以只是说黄医生语言能力有限，但是对他的努力和进步也是支字不提，当然当中就包括那个叫leslie 的印度Registrar。

更另他感到寒心的是他的supervisor 表面上对他还不错的一个胃肠科的consultant 居然在最后的关头，将他的评语完全降了一格。 因为在新加坡对于外国和本地医师，每6 个月都要由这个医师的supervisor 对其工作作以评定，其评定结果决定年中和年终的花红，还决定外国医师能否拿到下一年的医师注册资格。以前，黄医师所看到的评语各方面是均为fair, 少数为good ,也就是勉强能够拿到注册资格，但是经这个supervisor 一改，已经没有再被注册的可能了，也就是说，医院有理由说是因为黄医生由于没有拿到医师注册资格才被辞退，而于院方没有关系。他们让黄医生在新的评语上签字。黄医生已经预感到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找我们几个中国过来的朋到帮忙商量。当天晚上他要值班，由于怕他的心情影响工作，我们都劝他同别人换一个班。负责安排值班的一个medical officer答应了他的请求，可是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居然也传到了Philips 那里，成了辞退黄医生的另一个理由。

三个中国来的医生陆续被辞退，我已经再也按耐不住了，我知道今天发生要他们身上的事情，没天也会发生在我们任何人的身上，难道我们这些外国人真的没有保障吗？不要忘了在SARS 的时候都是我们这些外国的医师站在最前线，中国来的护士更是绝大多数。我要他们知道我们来到新加坡并不是为了赚你们的钱，我们也在用我们的劳动来保障新加坡人的健康。最后，我终于提笔写了一封信，发到philips 的信箱,质问院方的行为。第二天还没有消息， 但是在第三天我和徐医生，还有一位在老年科进修的中国医生都陆续接到电话，院领导将在一个周三的下午找我们这些中国医生谈话，当然除了黄医生。

在那个周三的下午，我们终于见到了 Philips ， 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我在电梯里曾经见过他。SARS 以后，他出了名，从老年科的主任升职到chairman . 他的照片也出现在新加坡的报纸上。在我看来，他就是那种外软内硬的典型。黄医生曾经也感慨过，玩政治，不只是中国人的专利。黄医生在我们来见philips 以前就劝我们，这一切都是他们搞的形式，既然他已经决定要辞退黄医生，就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决定，已让自己下不来台。所谓的找我们谈话实际上就是要安抚一下我们，以免我们将事情闹大。因为在这以前，我们和黄医生已经同国健保的总部进行联系，但是谁知道他们还没有回信前，就将信转到了philips 的信箱。

同我们谈话的还有一个戴眼睛的年龄偏大的女医生，她是associated chairman， 当然还有一秘书在记录会议的经过。看得出来，他们已经决定不会改变决定，但是他们也很紧张，一直在解释对黄医生的决定只是针对他个人，并不是针对所有中国人。而且决定是普通内科的综合意见。他们也一直在说服我们要了解到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

可是他们不会知道，每一个从中国出来的人，都饱含着希望，有的背景离乡，有的舍家弃业， 而他们的一个不经易的决定可能会将一个人一生的梦打碎，留下难以磨灭的裂痕。甚至对新加坡永远的创伤，他们不会知道，对于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普通的中国医生来讲，踏出国门有多么的难 ！ 我现在在浏览以前的照片时还会看到我的第一个室友，在刚来新加坡时对前途充满希望的目光，和知道自己查出乙型肝炎将被遣送回国时的沮丧和无奈。脑海里也会浮现出那个载満着生活负担的杨医生，另人心酸的背影 ------- ， 黄医生此时的不知所措。

这些他们永远也不会了解。他们最后说了一句：we need only useful people, who can work for us. We hire you not for teaching , but for working. 我知道，黄医生必须得回国了。

黄医生回国后，我又被迫搬家了。经另外一个医生介绍，我搬到了一个有个大游泳池和健身房的condominium （公寓），同另外二个菲律宾的医生住在一起。

而时间过得很快，马上就要到第二个posting 的结束，我应该选择下个posting 的 科室。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普通内科，因为我知道在我熟悉工作的环境后，就应该向我的理想努力，通过考试。只有选择普通内科才会增加考试通过的机会。徐医生问我，普通内科这样对待黄医生，你不怕吗？ 我说： 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在心脏科的第二个Posting 是很轻松，也在享受着新加坡的阳光和晴空。最后在那一段时间，我选择了紧张后的松弛而没有选择去复习考试。也许经过黄医生事情以后，我对考MRCP的感觉也逐渐淡漠。因为考完MRCP 后的道路并不是很宽广，以我们的背景，想到英国和其他英联邦行医基本是不可能的。 澳洲有专门的考试，也不承认MRCP的资历。所以也只有在新加坡继续当registrar。但是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就是MRCP 确实是一个水平考试，能通过临床实践考核的那些人，都必须经过专门的训练，要有扎实的临床查体本领，而且有广阔的医疗知识。不但要仅通过查体判断病人的诊断，同时还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对病情进行分析。考官还会问一些刁钻的问题，甚至误导你回答错误，以测试你的自信能力。 英国考试的严格也正说明他们医疗的严谨。这一点真的是国内的临床所缺少的。

其实我感觉到我周围的这些registrar 的压力也是蛮大的。本地的医生往往按步就班的很本分的作医生。都是新加坡本地最聪明的人才会读医学校，而且医学院的学费很贵，大多数人由于都受有政府的助学金，所以在同政府签订6 年的合同，等6 年合同结束，也只有留在新加坡本地工作了。从马来西亚，印尼等来的华人，往往是毕业于英国和澳洲，因为外国人在新加坡发展有一些限制，他们好多人并不喜欢留在新加坡，想回国，但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很受歧视，往往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从小就要付出比马来人双倍的努力，才会同他们站在一起，所有教育的机会也都是首先留给马来人，象我的朋友心脏科的registrar那个黄医生能拿到政府奖学金到澳洲读书的人寥寥无几。

他们也不喜欢英国，因为英国华人医生的日子并不好过，而且据他们讲，英国是一个十分不安全的国家。
我感觉到我周围的这些华人医生，他们很优秀，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但是他们有时并不能选择回到自己的国家，被迫留到国外。是华人，但是被歧视的少数民族，想到我们国家有着辽阔的资源，有着蒸蒸日上的实力，对于我们这些人，即使最后在外边走的很累了，我们还可以自豪的选择回去，因为那里是我们的家，我也相信那里也需要我们。

在心脏科一年的posting 终于结束了，我也如愿以偿的即将到普通内科。在心内科的后期，除了临床管病人外，我还学会了心脏超声 ，而且让我心慰的是最终心内科给我的评价是A （心脏科只有1-2 人获得A） ，HOD（head of department 科主任）在评语上写到“adjust well, learning fast, enthusiastic, good at computer ----- ”， 这一年给我的回忆很难在记忆中抹去，有耕耘，汗水，也有收获，有辛酸，遗憾，但也有很多以前在国内所从未经历的快乐和新奇。在十月份我也回国，结了婚，在新婚的第三天就登上了回到新加坡的飞机。虽然国内必竟是我的归宿，但那候，我也感觉对新加坡也充满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即使在心脏科有一年的工作经历，可到普通内科刚开始还真确感觉到自己的知识有限，另外平时遇到的医学词汇生辟的也特别多。也难怪，黄医生会极不适应。在国内，象 klebsiella , pseudomonas, cyptococcus , 这些词也许只能在教课书中出现，可在这里的血培养化验单经常 出现这些bugs。 病人如果贫血一定要作anemia work up ( Iron, ferrentin, TIBC B12, Folate stool OB) , 痴呆一定要作 dementia workup （ CT head, T4TSH, folate B12 ）, 发烧要作septic workup（blood ,urine culture, FBC, UFEME）退烧药过量要测定Acetaminophen level，过量还要给 acetylcysteine ----- 当时就感觉怎么自己在国内当医生这么多年，连这些基本的知识都不清楚。其实这些都是MRCP 和 USMLE 要考试的内容。

在普通内科值班on call 也是个挑战，各式各样的病人都可以遇到，一般是一个medical officer 和 一个 house officer 在一个组，管8 个病房的病人，除了150 多个住院病人外，一天晚上接诊从ED（ 急诊） 收进来的10 多个新病人还算是少的时候，有的时候多达20多个。所有的新病人不但要接诊（clark）写病例，还要抽血化验，作心电图，追踪化验报告。 如果住院病人出现问题，那就更惨了。House officer 经常是整晚都不会睡觉，`Medical officer 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有入院的新病人都要向当班的registrar 汇报。这里的on call 给的津贴 很多，200 –300 新币每晚，但是由于工作强度太大，大家也都希望on call 不要太频繁，可是由于人手不够，house man 一个月平均有7 个call, 而medical officer每月平均也有5-6个call。

这里的house man, medical officer 也很迷信，on call 时都不吃包，说是怕给病人包住；也不能喝红色的饮料，怕碰到抢救的病人。也忌讳在on call 还没结束前说今天不忙等----- ，这些倒是和国内很像。

果然不出所料，在普通内科还不出一个月，就出现了问题，也让我对自己有了新的定位， 同时也对我的同事—新加坡的医生们有了新的认识： 一些表面上友善的新加坡医生，一但出现问题，他们首先把自己保护起来，而且从来不会为同事甚至下级担责任。

Melvin 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很精明，也很友善的新加坡医生，大概长我一岁，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精神科的medical officer，当时很友好也很谦虚，而一个月后由于已经通过了MRCP考试，升职为老年科的registrar，在夜班on call时也成了我的上级医生。 可能是我刚到普通内科还不是很适应on call 时的工作强度，也可能是有于普通内科所收的病人过于杂乱，觉得没有头绪，所以自己还是凭以前在国内的经验来处理问题。自己在 on call 时总是因为一些小的问题而受到他的指责，说实话，由于自己在心脏科还没有受到如此待遇，心里也很不服气，我也是坚持自己对的地方。譬如，他的出发点是 on call 的medial officer 要将病人尽量诊断清楚，而我的原则是一个医生每晚要接诊20 几个病人任何事情作的得完美是不可能的，只能尽量保证不漏掉重要的诊断，保证病人的生命安全，而细节方面应该是第二天team Dr 的任务。

可巧的是连续几个call 都是和他在一起，我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事情终于到了白日化的程度。 一天从急诊入院一个急性精神错乱的印尼女佣，由于急诊给了大量的haloperidol 所以病人收入院时已经昏睡不醒，当时大概是凌晨4：30 分，当时作了神经科的查体，发现病人并没有阳性的神经科体征，所以我认为病人不需要作急诊CT，而是作了其它必要相关的检查和处理，包括toxicology 以及 iv antibiotics。 因为根据医院的规定，所有入院的病人，急诊CT 需要registrar 的同意，可能出于不忍心叫醒他的原因，我一直等到6 点钟才通知他这个病人的情况，结果，他知道后十分气愤，说我延误了病人的诊断，病人就是encephalitis ( 脑炎)。 没由得我争辩，怒气冲冲的上到病房，对我吼叫到” if the pt died , both of us will die” , 并且在病例上写到“ I was called by MO ( medical officer ) only at this hour” 我当时哑口无言，不知道他是什么逻辑，只是感觉自己似乎被推上了断头台。病人作了脑CT，腰穿，并且给了acyclovir。 所有的检验结果回报均为正常。而病人唯一的问题是因为他给了acyclovir 而引起病人一过性的肾脏损害。那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当时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对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如此胆小，而且如果一旦事情发生，首先要把自己的责任推卸到，而责备到其他人身上，包括是你的下级。

但是事情没有结束，在大概半年以后，我才从一个consultant 的口中偶然听到，他居然在当时写信给CMB （chair man of medical board）， 控诉我” not safe，not qualified” ，听到后，我马上到科主任那里去澄清事实，我才了解到，在一段时间内，我也被列为调查对象，但是好在我在各个consultant 中以及其他同我一起on call 的registrar 眼中还很称职，他的一面之辞没有得到证实，才避免了同黄医生一样的命运。这一切，我都蒙古在鼓里，看来江湖处处险恶，即便是在新加坡。

也许是这些经历，我对留在新加坡继续当registrar 已经不感兴趣，我也就在MRCP 以及USMLE ，选择后者，因为去美国去学习培训一直是我的梦想，我一直觉得可能只有那里的人可能才会更人创造力，也不会如些狭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