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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病理学:医学的灵魂危机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网 作者:钱炜 )
提要:“如果再不重视对病理科的建设,仅靠吃‘老本’,病理科绝对要陷入危险的境地。” 这个靠一台显微镜和医生的知识与经验支撑、被誉为“医学的灵魂”的学科,在中国单纯以经济效益为导向的医院里,正面临严重的危机
病理学:医学的灵魂危机
病理医生被称为“医生的医生”,病理诊断是疾病诊断的“金标准”。可是,这个靠一台显微镜和医生的知识与经验支撑、被誉为“医学的灵魂”的学科,在中国单纯以经济效益为导向的医院里,正面临严重的危机
本刊记者/钱炜
2月20日上午,武警总医院乳腺外科正在进行一台肿瘤切除手术。患者27岁,来自山东,在当地医院经B超诊断已被定为“乳癌”。按照惯例,主刀大夫还是先取出一粒黄豆大小的病变组织,送病理科做诊断。
冷冻、切片……经过一系列快速处理,20多分钟后,制成的冷冻切片出现在显微镜下。年轻的病理医生对着切片左看右看,觉得既像是癌细胞,又不大像,一时难以判断。
手术室里,主刀医生焦急地等待着病理诊断的报告。
“纪主任,您来看看这个。”病理科主任纪小龙闻声过来,端坐在显微镜前,对着镜头看了片刻,头也不抬地站起身来,轻声、简单地说了一句话:“良性,不是癌。”年轻医生拿起电话,将这个结果通知了手术室。
“这是外院确诊过的。不是癌?是不是我们取标本的位置不合适?”为了慎重起见,主刀医生再次从病人体内取出一小块病变组织,紧急送往位于病房大楼数百米以外的病理科。
又过去了半个小时,手术室的电话铃声再度响起,“还是良性,不是癌。”“好!”手术立即继续进行。由于病理诊断结果是良性,手术变得简单了,只需切除包块本身。而这名年轻的女性在术后醒来时,对外科大夫连声道谢,却根本就不知道,她的乳腺得以大部分保留,其实是不在现场的病理医生做出的决定。
在病理科,类似的一幕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纪小龙已经不记得自己多少次将外地病人的“恶性肿瘤”诊断结果改判为良性,识别出多少疑难杂症,而他“看过”的病人很少会来当面说一声“谢谢”,大多数病人见都没见过这位从不露面的大夫。纪小龙习惯了在幕后充当一名“无名英雄”,“如果有病人忽然来谢我,我还有点儿不适应呢!”
藏在角落里的“医生的医生”
病理医生被称为“医生的医生”,尽管他们不直接面对患者,但却是病情的最终诊断者。大多数时候,病理医生的工作就是先将从病人身上取下的病变组织制成切片,放到显微镜下看,俗称“看片子”,然后做出诊断。
纪小龙“看片子”的地方,是一间不大的会议室。三台显微镜在长条桌上一字摆开,他端坐正中,被显微镜挡住大半个脸。身边助手每递上一个玻璃切片,放在显微镜下,一旁的电子屏幕就会显示出显微镜下的内容,这样的装置是为了让旁边的人同时看到显微镜下的视野,在读片的同时起到教学的作用。作为病理科主任,纪小龙每天需要看几十个科室上报给他复核的疑难“片子”,以做出最后的定夺。
“不管化验仪器多精密、手段多先进,病理医生的作用仍是无法替代的”。纪小龙说,像B超、CT、核磁共振这些影像学检查手段,它们的诊断结果只属于定位性质,只有病理检查是定性的,是炎症还是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都依靠病理检查来确定。因此,病理诊断被称作疾病诊断的“金标准”。
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病理学这个专业,病理医生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工作,对方常常误以为他们是“搞化验的”。“无论是验血还是做CT,只需按流程取样、操作仪器,结果就出来了,而我们的设备就是一台显微镜,检查结果靠的是个人的专业知识与经验积累,完全是个脑力活儿。”安徽省某地级市人民医院病理科医生李殿炜说。
李殿炜很羡慕国外的同行。他记得,大约10年前当日剧风靡的时候,有一部医学题材的剧作《白色巨塔》尤为流行。剧中有一位外表冷酷的病理科主任大河内,地位尊贵,富有权威,就连医院里的外科第一教授都惧让他三分。大河内教授的礼遇,是很多发达国家病理医生的真实写照。
在国外,病理科是与外科、内科同等重要的临床科室。美国还有融病理和检验为一体的大病理中心,独立于医院之外运行。但在中国的很多医院,病理科却被弱化为“辅助科室”。
即便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病理科也照样不受待见,连北京协和医院也曾长期不设病理科。武警总医院的病理科位于医院西南角一个僻静的小楼里。纪小龙打趣地说,“你瞧我们这个‘角落科室’是名副其实吧?”
被动摇的“医学之本”
“如果再不重视对病理科的建设,仅靠吃‘老本’,病理科绝对要陷入危险的境地。” 北京协和医院病理科教授、工程院院士刘彤华对国内病理科现状心存忧虑。
2009年,卫生部《病理科建设与管理指南(试行)》规定,病理医师按照每100张病床1~2人配备。根据这一标准,武警总院有1300多张床位,应至少配备13名病理医生,但实际上,纪小龙的科室里只有四五名医生。
在基层,病理科甚至在医院里绝迹。在名医华佗的故乡安徽省亳州市,全市只有一家医院有病理科,这个病理科也只有1名病理医生。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病理医生不足2万人,全国各类医疗机构总床位已将近500万张。即使按每百张床位配备1名病理医师来计算,国内病理医生的缺口也有将近3万人。
由于病理科技术水平普遍薄弱,导致基层医院对疑难病例有较高的误诊率,患者或者家属带着病理切片奔走于大城市、大医院,通过各种途径寻求会诊读片的情形并不少见。
病理医生的紧缺,首先缘于医学院没有临床病理学这个专业。安徽医科大学病理教研室主任孟刚说,在医学院,只在硕士阶段才有基础病理学方向,而且是面向科研的,并不完全等同于临床病理学。医院里的病理医生实际都是来自临床专业的医学生,很多人并非心甘情愿从事病理专业,而是为了就业才勉强为之。因此,他建议教育部应当在“临床医学”的一级学科之下增设“临床病理学”二级专业。
而相比其他科医生,病理医生的培养过程是漫长而枯燥的。“就是天天对着显微镜看片子。”纪小龙说,“需要认真阅看1万例以上切片,才能发初步的病理报告;经手3万例以上,才能复查下级医生的报告;经手5万例以上,才能解决疑难诊断。”
他接着算账,“如果一个病理医生一天能看10例切片,并且每一个工作日都不偷懒,那么,他一年可以看2510例,要完成1万例的入门目标,他需要看近4年;要完成5万例的高级目标,他需要无怨无悔地看上近20年。”
因此,病理医生的培养,需要长时间的累积与多年从业经历的沉淀。“即便是已经熬了十几年的病理医生,有时还会对签发的病理报告心存疑问。”有着60多年病理学研究经验的刘彤华,如今依然坚持每天看病理片。
长期投入精力与心血,却不能带来同等程度的物质回报——当病理医生不挣钱,是病理科日益萎缩的真正根源。刘彤华就自嘲自己只是个“普通院士、不值钱”,“从组织取出到发报告,病理科的7道工序没有变过。但是,1998年我们看一个片子的收费就是40块钱,到现在还是40元。”
与此同时,随着检验、影像设备不断推陈出新,其他科室的收费却在节节攀升。做一次核磁共振的价格高达1000块钱。而病理诊断主要还是靠半自动的制片和显微镜下阅片。“病理检查收费远低于其他医疗项目收费,这完全不能反映病理诊断的技术含金量。”纪小龙说。
作为医院的清水衙门,病理科既不能给医院创收,也不能给医生自己带来灰色收入。一个病理科一年的收入大约只占医院总收入的不到1%,因此,很多医院没有动力来发展病理科。李殿炜说,“病理医生既不直接面对病人,也用不到什么高级设备,因此灰色收入与我们无缘,只拿医院的平均奖金,与其他科医生相比,实际收入简直是天壤之别。”
根据孟刚的计算,“在合肥,一个外科医生工作不用10年,就能全款买下一套商品房;而一个病理医生工作10年攒下来的收入,恐怕只够付一套房子的首付。”
病理医生不挣钱,也直接影响到医学院学生的就业选择。毕业的医学院学生大多都不愿意干病理科,即使干了,工作几年后也都另寻别路。去年,孟刚所在的科室招了11名临床病理学方向的研究生,其中只有1人是自愿报考本专业的,其余的都是“调剂生”。
德国病理学家鲁道夫·魏尔啸称病理学为“医学的灵魂”;英国著名医学家威廉·奥斯勒说,“病理为医学之本”;钟南山院士为《中华病理学杂志》的题词是,“临床病理水平是衡量国家医疗质量的重要标志”。可是孟刚觉得,如果现行医疗体制的弊端不能克服, 中国的医院都是单纯以经济效益为目标,那么,病理科还将继续萎缩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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