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的一位导师、备受尊重的整形外科医生查理(Charlie)发现他的胃里有个肿块。这个肿块被一位外科医生诊断被胰腺癌。为他做诊断的这位医生是全美最棒的外科医生之一，他设计出的一套癌症治疗方案，能够将患者的五年存活几率增加到原来的三倍（从5%增至15%），只是这其间患者的生命质量并不高。

68岁的查理对此并不感兴趣。他第二天回到家，关闭了自己的诊所，从此没再踏足医院一步。他把全部时间用来和家人一起度过。几个月后，查理在家中辞世。他没有接受化疗、放射性治疗或是手术治疗。没有让医疗保险为他花什么钱。

这不是我们喜欢谈论的一个话题，但这无法回避：医生也会死。同其他大多数人相比，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并不在于他们得到了更多的治疗，相反是更少。他们确切地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们知道他们面临的选择是什么，而且他们通常有能力得到任何他们希望得到的医疗帮助。然而，他们却倾向于选择以一种安详而优雅的方式离开。

和其他人一样，医生也不愿意死去。不过他们通常会告诉家人当代医学的力所不及之处。他们希望能够确保在自己的大限到来时，不会有任何过分的医疗手段实施在他们身上。比如说，他们不希望在自己的最后时刻，有人在实施心肺复苏术时折断他们的肋骨（而这正是心肺复苏术被正确实施后会发生的情形）。

约瑟夫·J·加洛(Joseph J. Gallo)等人在2003年发表过一篇文章，探讨了医生们在做出人生最后一刻的抉择时会怎么做。在接受调查的765位医生中，有64%的医生已经事先准备了一份指引，详细列出在他们病入膏肓时，可以采取哪些医疗手段来挽救他们的生命，哪些措施不能用。而相比之下，普通大众中只有20%的人有这样的准备。 （不难预见，相对年轻医生而言，较为年长的医生做出这样“安排”的可能性更大，宝拉·莱斯特(Paula Lester)等人的一份研究结果显示便是如此。）

为何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差距会如此之大。心肺复苏术这个例子就能说明些许问题。苏珊·代姆(Susan Diem)等人进行过一项关于心肺复苏术的电视形象的研究。他们发现，在出现了实施心肺复苏术情节的电视节目中，75%的手术是成功的，67%的患者病愈回家了。而现实生活中，2010年一项研究在调查了超过9.5万例的心肺复苏手术后得出结论，只有8%的患者存活时间超过了一个月。其中，只有大约3%的患者最终恢复了基本正常的生活。

过去，医生们可以直接去做他们认为最合适的事情；同过去那个时代不同，如今美国的医疗体系将选择权交到了患者的手中。医生们的确会尽量尊重患者的意愿，但当被患者问及“要是你会怎么做”时，我们通常会回避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脆弱的患者身上。

其结果是，与比如说60年前相比，更多的人为挽救生命而接受了一些于事无补的医疗帮助，而在家里走完生命旅程的人变少了。护理学教授卡伦·凯尔(Karen Kehl)在一篇题为《走向安详：对于善终概念的分析》(Moving Toward Peace: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a Good Death)的文章中依次列出了优雅离世的几个特征，其中包括：感觉舒适、能够掌控，有结束感，充分享受亲友关系并有家人参与护理。在如今的医院中，要做到上述这些很难。

事先写好安排能够让患者临终前对于自己生命结束的方式有更多的控制。不过尽管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接受了税赋难逃这个事实，但死亡却是更难面对的一剂苦药，这让绝大多数人在应当做出适当安排时却止步不前。

其实也不一定非要如此。几年前，我的一位名叫“手电”的堂兄（他在家中出生，是凭借着手电筒的光线降生的）突然病倒了。结果发现是已经扩散到脑部的肺癌所致。我们获知，如果积极治疗，包括每周去医院三到五次接受化疗，他有可能再坚持上四个月。

手电不是医生，不过他知道自己希望得到的是有质量的生命，而不仅仅是寿命的延长。最终他决定放弃任何治疗，只服用一些药物来控制脑部肿胀。然后他搬过来和我一起住。

之后那八个月我们在一起过得很开心，这样的生活是过去几十年里所不曾有过的。我们去了迪斯尼乐园，这是他第一次去那里，其他时间我们就宅在家里。手电是个体育迷，看体育比赛和吃我做的菜让他非常开心。他没有遭受太多的痛苦，而且自始至终精神都不错。

某天他没有醒来。这之后的三天里他一直处于昏睡状态，直到离开。这八个月里，他的所有医疗开销只是他服用的一种药，价格大约是20美元。

就我来说，我的医生已经在档案中记下了我的临终选择。就像对大多数医生一样，对我而言，做出这样一份安排并不难。不需要太多牵强的努力，我将平静地走向那个深夜。就像我的导师查理，还有我的堂兄手电，以及很多很多我的医生同行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