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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与市场化方面的文章最近看了几篇。医生波哥子的博客以前看过,觉着还不错。可今年两会前有篇文章让我对周其仁的博客注意起来。我还是认为,病理医生的价值在医院内部被二次扭曲,而病理医生在价外寻求补差的机会不多,这才是病理科困局的根本所在。目前卫生部门的改革没有抓到根本。在医生价值根本被扭曲的大背景下,单独谈病理的改善似乎是天方夜谈。就像男子本身权利都是很可怜的时候,谈保护妇女儿童似乎意义有限。
很多人认为北上广的病理机构如何好,我的观察是反差更刺目。
周关于医改文章见下,还是2009年的:
http://zhouqiren.blog.sohu.com/tag/%D2%BD%B8%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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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2011年7月11日《成都商报》
□朱达志 成都商报评论员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网名“医生波哥子”)9日在其博客上发表题为“期望费用下降已成梦想”的文章,文章披露了作者日前参加第五届全国医疗质量大会的情况,提及大家对这几年医疗费用上升过快的忧虑。
按廖新波的观察,医疗费用不降反升,是因为过度医疗普遍存在;而过度医疗为什么普遍,是因为我们的制度有缺陷,比如说新农合,住院才可以报销,门诊不可以报销,因此就会促使医院医生千方百计让病人住院。
廖新波在博文中还谈到此前参加北大同学会的情况,北京大学中国国际发展研究院的周其仁院长列举了医疗费用不断增长的事实,并提出了一个公立医院改革“抓小放大”思维,他认为当前政府的责任是抓好基层医疗,把大医院放到市场中去。廖新波说,这种观点存在很多不足甚至纰漏,目前只需将公立医院里的高端医疗与特需医疗投放到市场即可。
廖新波和周其仁的观点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行政官员,廖新波认为政府继续垄断医疗资源(即直接经营医院)天经地义;而作为经济学家,周其仁则站在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角度看问题,认为政府应该将大医院放手让民间去经营。两者的观点孰是孰非,其实并不难理解。
一直以来,某些专家学者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医改不成功缘于过度市场化,看病难看病贵缘于医院追求暴利。这些似是而非的说辞相当受欢迎,它们不但迎合了普通民众的心理,更暗合了某些利益集团的主张———借此打压民营医疗机构的生存空间,正中了其下怀。
医改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之一,是如何处理好医疗卫生的资源分配和医疗机构的资本配置之间的关系。这是两个内涵和外延完全不搭界的概念,一些专家学者却假装不知,眉毛胡子一把抓。实际上,这些年来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最大失误,并不是出在医疗机构的市场化经营方式及资本市场化配置上,而是缘于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这些公共品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合理———优质资源全集中到了公立大医院,民间小医院小诊所根本没法跟它们进行实质性的竞争,它们不想方设法提高医疗费用才怪。
廖新波的话让我想起前几天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上海的一番表态。陈竺将中国多年来形成的医疗卫生领域乱象,归结为医疗机构实施的按项目付费、药品加成等“以药养医的补偿机制”。问题是,假如不是缘于医疗卫生资源和公立大医院经营的双重垄断,所谓补偿机制根本就不可能产生。
陈竺在讲话中也涉及到了相关问题,称未来医疗机构改革中应该为民营医院留出空间。2010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私立医院数量已超过7000所,占医疗机构总量的30%,但民营医院床位数只占总床位数的11%。这样的规模说实话确实太小。这么大个国家,十多亿人口,才区区7000所私立医院———而它们在资本、规模、技术、政策上,又抵得上几家知名的公立大医院?
若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看问题,那么,就应该放手让民间办医院,而公立的医疗机构只有在提供国民基本卫生保障和社区医疗服务上,才能发挥正面作用。要确保公民基本卫生保障,政府把医疗资源这个公共品分配好就行了,把“医疗券”发给民众,让他们自己去货比三家选购医疗服务就行了。
一个坚持政府办医院,“肥水不外流”;一个主张政府把有限资金用于基层社区医疗保障上,放手让民间去投资兴办大医院。这就是廖新波们和周其仁们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