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道这篇文章如何，谁有空谁先看

谁先发现不合适，谁先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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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看看吧邀您欣赏 ：坎坷人生（五十八）

坎坷人生
——正方形性格和真实八十一难
陈宣章
一一四、躲过一劫
就在大闹403医院之后，我在全国胃癌病理界一举成名。
1987年4月在成都召开“全国胃癌病理协作组会议”。我的论文题目是“1592例胃粘膜上皮异型增生分级方法研究”。因为我转业难进上海，医院就同意我去参加会议。
由于儿子休学一年，三个月后骨折治愈，我正好出差开学术会议，就带他去成都放在我二哥家。路上在北京换车，游览了天安门、故宫博物院等。原来想在西安下车探望姜长英教授，但是时间紧迫就直奔成都了。二哥的女儿陈媚华（后来改名陈思宏）刚满七周岁，要9月1日上小学。二哥、二嫂上班时，他们两个人就玩在一起，有个伴。
我在成都会议上是普通代表，发言只有五分钟。我上台发言时，没有照稿子念，先讲了为什么要用模糊数学研究胃粘膜上皮异型增生分级的方法。假如我念稿子肯定超过时间。
时间一到，大会执行主席打铃叫我下去。我继续讲，就是不下去。大会主席张荫昌教授出来制止大会执行主席，叫我继续讲下去。我讲了四十多分钟。我的发言引起轰动，台下一片掌声。张荫昌教授对我说，今年七月份在沈阳召开“全国胃癌计量形态学研讨会”，特邀请我去讲课，要我一定参加。我说：“医院规定：一篇论文只准参加一次会议。如果要我参加，必然要大会筹备处出具特别特邀函。”张荫昌教授一口答应。
会议中间安排一天都江堰旅游。我从会议的饭店赶到二哥家接孩子一起旅游。赶回饭店时，大面包车、日本小面包车都坐满人了。会议工作人员叫我俩坐国产小面包车。因为两辆小面包车是给老教授坐的，我不肯，就从国产小面包车上硬是下来，硬挤到大面包车里最后一排座位，叫儿子坐我腿上。工作人员从大面包车里拉下几个岁数较大的副教授坐国产小面包车，他们自己也上了大面包车。
谁知道，国产小面包车在路上发生车祸，除了一个人全部受伤：1.三名副教授重伤，一个颈椎压缩性骨折，一个严重脑震荡，一个牙齿被打进牙槽骨、面骨骨折。司机胸部打在方向盘上，肋骨多发性骨折。其余的人轻伤，都是多发性玻璃割伤、挫伤、擦伤。原来安排我坐在司机背后的座位，结果坐这个位置的人伤最重。在副驾驶座位的山东大汉，眼看车要撞到大沟里时，双手向下使劲把住座位。撞到沟壁时，车前窗玻璃粉碎，他实在把不住了，从前面车窗中穿出去，在庄稼田里向前翻了几个筋斗，躺在田里想：“完了！我完了。”过一会摸了摸自己，好像没事，就赶紧起来去救车里的人。大沟石壁被车头撞了一个一米左右的坑。
北京医科大学的雷道年教授一开始也坐在国产小面包车里，后来被会议工作人员硬拉到日本小面包车上。事后，他说：“我是成都人。土地爷爷保佑我大难不死。”
我对儿子说：“我这么年轻，怎么能坐小面包车？你不愿下来，要坐国产小面包车。要不是我硬拖你下来坐大面包车，多危险啊！回去不但无法向你妈交代，被医院里人知道我带你出来开会，就糟了。以后我参加学术会议，领导不批准怎么办？”
由于车祸，原来在会后安排的峨眉山自费旅游也取消了。又听会议工作人员说，不久前，峨眉山上有个游客想捉个小猴子回去玩，结果被几只大公猴子推下悬崖。与会者都吓得打道回府，哪儿都不去了。
会后，我在二哥陪同下游览了宝光寺、武侯祠。原来想去九寨沟，我顾虑九寨沟刚刚开发，不安全，就放弃了。我们父子改买联票由重庆坐船到上海，让儿子熟悉上海的叔叔、堂兄弟。我在成都是买的军人优待联票，不过途中要到重庆、武汉取下一段的船票。
重庆的码头因为退潮，要走很远，不像上海的码头永远在原位，只是船位高低不同而已。到了武汉，又要去领武汉到上海的船票，还要在船上借住一晚。如果在外面找旅店更贵，还要跑来跑去，不如马上检票上船。
第二天，武汉上来许多去上海贩卖黄鳝的商人，甲板上堆着许多黄鳝铁箱。我与他们聊天才知道，他们是到十六铺附近永安街交货，而我家离永安街非常近；他们有钱买不到四等舱票。我们两张四等舱票，就与黄鳝商人换了一张五等散席票。我俩合用一个铺位；两个黄鳝商合用一个铺位。到上海时，他们送给我一饭盒黄鳝。
从上海到大连，儿子第一次领略了海上风味。还好，他晕船很轻。我是老海军了，大风浪中，餐厅里只有廖廖几个人用餐，我照样大吃，因为晕船要吃饱，而且消化还快。
回到医院，我对张崇*副院长汇报成都会议的喜讯，他也很高兴，对我说：“你别转业了。我给你成立一个胃癌病理研究室，你当主任。”
可是，不久公布的职称晋升没有我。我质问院长无效，就暂时不啃气，等待张荫昌教授的安排以后再说。
一一五、抚顺会议
1987年5月4日中国医科大学肿瘤研究所正式发邀请函；5月27日张荫昌教授来信：“陈宣章同志：在成都与您相识很高兴。回沈后未时给您去信问候，谦甚。在成都会上听到您的报告很有收益。当时与几位同志商量，计划在我校召一次《计量形态学研讨会》，已初步确定在今年7月上旬召开，并已给您寄去了‘打招呼’信。但至今未见回信。不知是否有困难。因为部队同志外出开会要求严一些。如果您愿意来沈参加此会，对您的会议费、旅费及宿费，我们将从我的科研费中报销。希望您早日回信，能否来沈开会。如果能来沈参加会，我们将把您在成都发的文稿编入《胃癌癌前病变计量形态学》专辑中，以便在会上发给与会同志。希尽早回信。”
我把邀请函和张荫昌教授来信交给张崇*副院长，他批准我参加会议。
6月26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王瑞年教授来信：“不久又能与你见面和向你讨教了。这次沈阳会议，我会带赵明朗等同志来，我们可好好地商讨一下，如何制定判别模式。我们正在为此事伤脑筋……要仰仗你大力帮助了。”7月2日王瑞年教授来信：“今特此告知，我们已决定乘船来大连，和你先会面，向你讨教。然后一齐去沈阳参加会议。”7月12日王瑞年教授带研究生赵明朗、朱人敏来大连，我们谈了两天。他们深感以前用经典的判别方法只能用单因素各自判别，无法多因素联合判别。王瑞年教授鼓励我：“到沈阳会议，你可以直接批评我的方法论不好。这样更会引起各地教授们的重视。”
在沈阳报到后，全部送到抚顺的中国医科大学肿瘤研究所研究基地。我成了贵宾，被免费安排在教授一级的房间，一切优待。会议上，中国胃癌研究会病理专业组负责人张荫昌教授当众对我说：“陈大夫，我们请您为我们讲课，就从模糊数学的ABC讲起，我们都是你的学生。您需要几天，就给你几天。”在座的都是各地的权威，不少教授带着研究生，尤其是三个主要人物张荫昌、王瑞年、北京医科大学雷道年教授（带着一个女研究生）。
我的讲座不带稿纸，一气讲了两天。7月20日《会议纪要》上写道：“这次会议给与发言者以充分的时间进行讲述，特别是关于模糊数学在病理学研究中的应用，与会人员受益很大，并认为这也是病理学研究的新课题。会议接受了大连海军四〇三医院陈宣章医师的建议，使用‘模糊计量形态学’这一名词。”
“会议中落实了‘胃粘膜上皮异型增生检测登记中心’的工作安排，即以模糊计量形态学的几项指标为评价依据，由中国医科大学肿瘤研究所、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病理教研室、北京医科大学病理教研室组成检测中心。‘中心’设于中国医大肿瘤所胃癌研究室。”
7月23日，王瑞年来信：“此次北上，承热诚接待和畅谈，并比较仔细地探讨了模糊数学在判别胃异型增生中的应用，获益匪浅。山东的会议日期尚未得悉，待知道后，当再去信告知，请你参加。由于目前正值暑假，我们的工作尚待一段时间。待开学后当抓紧进行，并邀请你10月份来沪指导。”8月7日又来信：“这次北上，能聆听您的教益，得益匪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8月10日，中国医科大学肿瘤研究所课题负责人张荫昌给大连海军四〇三医院院长的信：“中国医科大学肿瘤研究所已经国家（国家计委、经委、财政部及卫生部）批准承担‘七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胃癌癌前阶段的确立和有效防治途径的研究>（75-61-02-15）并分配给科研经费。经了解您院病理科陈宣章同志也在从事有关本课题的研究，并在模糊数学方面有较好基础，因此拟聘请该同志从1987年至1990年参加这项课题的研究。贵院病理科也属参加单位之一。”（盖有中国医科大学肿瘤研究所公章及张荫昌私章。）
12月5日张荫昌来信：“邀请您参加合作之事，我已给总后去信了（公函），但这么长的时间还未见回信，不知何故。我想，就是不同意也应回个信，可能是总后机关大的原因吧。如果得不到您单位的‘同意’表态，总后也不回信，从个人角度（邀请个人参加协作），这在国内已经普遍施行了。例如以聘‘顾问’的名义。……如果若是可以聘您为‘顾问’，我们可以给您个人一些报酬。这样做可以吗？”
可是，此事不知医院是如何想的？渺无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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