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飞机上俯瞰森林，那弯弯的小道和流畅的小溪一目了然。可当你踏入茂密的森林，走着走着便迷失了方向。这时我们会对着地图用指南针来指示方向。

学习病理诊断也是一样，疾病的形态千变万化，没有科学的思维方式很容易误入歧途。那什么是病理诊断的指南针，能发挥纲举目张的作用呢？实际上病理形态的变化再无止境，总不外乎病理总论中的几种基本形态变化，变性、萎缩、增生、炎症、循环障碍、肿瘤……。因此，当遇到疑难病例，感到困难时，先不要考虑是那一种病，而是判断是那一种类型的基本病变。例如在某版块内有一例新生儿肾上腺病变，因为表现为肿块，所以大家都认为是肿瘤，提出了多种肿瘤的病理诊断，讨论的不亦乐乎， 却总不能确定。但是，从整体上去分析病变的基本形态，你就会想到它是由循环障碍所引起的一系列反应，如出血、吞噬、机化、修复、钙化。疾病的诊断也就明朗了。病理切片中的形态是反映疾病在某一时点或阶段的形态，病理医生不仅要知其然（看懂），更重要的要知其所以然（看通）。因此，经常的复习病理学总论，将非常有助于你的病理诊断。

我的老师储谦教授常用医学泰斗的名人趣事教育我们年轻医生。他讲上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莫斯科大学医院骨科专家参观我院骨科后，评价我院骨科的水平与他们相同。注意，那年代苏联可是老大哥啊！当时骨科主任是国家一级教授叶衍青，他能滚瓜烂熟的背出英文解剖学。他查房时经常提问下级医生，一旦回答不出，他要这位下级医生去查阅此书的某页、某段、某行。无独有偶，一次与著名病理学家朱雄增教授聊天，他讲当年考研究生时把顾绥岳主编的“实用外科病理学”背了出来，当4位考官轮番提问时，他不仅能对答如流，还能讲出答案在书中第几页、第几段、第几行，使王懿龄教授大为赞叹。30年前，风华正茂的陈竺医生（现卫生部长）英文和法文已经非常了得（能进行同声翻译）。他去法国留学前，有一次到病理科看淋巴造血系统肿瘤病理片，我请教他选择学英文的教材是Essential English 好还是New Concept English好？他告诫“教材都很好，关键要坚持”。

    学习诊断病理如何选择好的教课书呢？我建议对起步的低年住院医生选用“Rosai and Ackerman’s Surgical Pathology”，因为，此书主要凝聚了Rosai个人的经验和智慧，能培养病理诊断的个人风格和思维方式。有一定基础后可选择“Sternberg’s  Diagostic Surgical Pathology, 因为，此书融汇了世界各专科病理顶级专家的经验和智慧，可博采众览各路英豪的优点。 读书与学习语言一样，必须持之以恒，反反复复阅读（泛读），记住和背出要点（精读）。开始中英对照读，逐渐过渡到读英文原版。这样既学了专业，又学了英文，并达到了国际化。因为，全世界的病理住院医生都在读这二本经典之作。

病人和临床医生要听的二个最重要的字是“良性”。医学术语“良性”也就成为病理医师医学生涯中要做的重复次数最多的最重要的决定。面对千变万化的肿瘤，要掌握各类肿瘤的恶性标准必然是一个长期的磨练过程。

    但是，能否做到以不变对千变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归根到底病理医生判断恶性的标准为二条；1）形态学（Morphology，M；分化、间变、生长率）；2）生物学（Biology，B；浸润、转移）。绝大多数肿瘤的形态学与生物学是相一致的，但在诊断中有时偏重于形态学（甲状腺乳头状癌）；有时则偏重于生物学（甲状腺滤泡性癌）；又有时却要等到肿瘤转移（Metastases M）后才能明确诊断恶性（肾上腺嗜铬细胞瘤/副节瘤）。还必须认识到恶性≠转移（皮肤基底细胞癌）、转移也≠恶性（唾腺多形性腺瘤、子宫平滑肌瘤），即肿瘤形态学与生物学的不一致性（假良性和假恶性）。在日常工作中恶性肿瘤的诊断标准可分成三类：第一类MB，（包括以形态为主Mb或以生物学为主Bm）；第二类M（转移）；第三类M+MP(Morphology + Molecular Pathology)。在诊断第二、第三类肿瘤时应在病理报告书中加以说明。

    此外，注意5点：①原位癌的术语已逐渐被高级别上皮内肿瘤/瘤形成替代；②结直肠腺瘤恶变诊断癌的标准要求恶性腺体浸润到粘膜下层；③形态学相同的软组织肉瘤，发生在体表时用“不典型”代替“肉瘤”。④肿瘤从良性-恶性是个连续的谱系，有时位于中间阶段，即所谓形态学上的交界性肿瘤；⑤少数肿瘤并没有绝对的良性端，如胸腺瘤、骨巨细胞瘤、胰腺内分泌肿瘤等，必须记住这些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