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楼主把台湾病理医生的收入找来瞧瞧

台湾医生的水平很好的，至少我了解的病理医生的水平要比同年资的大陆医生要好。

大胆医生的真心话

　　北京协和医院医生 尹佳

　　引言：真心希望国家关注几十年来中国医生为国家和人民做出的巨大奉献和牺牲，正视中国医生在全世界各国医生中平均收入最低的现状。

　　现在全社会都在骂医生，似乎所有的问题都是医生拿回扣和红包造成的。我们是北京著名医院的高年资医生，我们和我们周围的医生几乎没有拿回扣的。我们真是在凭自己超负荷的劳动，挣一份比有些垄断行业低得多的工资！

 　除了给病人看病，我们全部的时间都用在医学研究和教学上了，为保持学科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为了晋升副教授和教授的职称，我们要不停地考试和学习；为获得医学研究经费，我们要写各种基金的申请标书、要看大量的英文文献，做试验、指导研究生，并花大量时间和国外的同行保持联系。没有节假日，没有娱乐时间，只有压力和奉献。在我们医院，大部分医生每天的生活和我一样。

　　实际上，中国大多数医生是在超负荷工作、是在拿着远远低于其付出的低薪酬为人民为国家奉献自己的知识和劳动。真心希望国家关注几十年来中国医生为国家和人民做出的巨大奉献和牺牲，正视中国医生在全世界各国医生中平均收入最低的现状。

　　现在中国公立医院医生的基本工资低于公务员和教师。就月工资而言，目前北京大医院4年住院医基本工资1000多元，工作20余年的教授基本工资2000余元，乡村医生仅几百元。北京协和医院工作50年的顶级专家退休工资也仅有3000多元。部分在协和工作一辈子的老专家也可能因患大病致贫需全院医生为其募捐。公立医院的医生一旦生病或退休，仅有1000-3000元基本工资，部分高龄老教授仍在坚持出门诊以获得挂号费提成收入贴补家用，年轻医生购买商品房的压力非常大。

　　在这种执业现状下，中国医生的工作热情和效率降低，部分人离开医生队伍转做医药销售，部分基层和乡村医生转行。2001年至2006年，我国乡村医生人数减少了30万。北京一些远郊区县已出现“有室无医”的情况，约66.7％的村卫生室只有1名村医，人数多于3人的村卫生室仅有12.5％。上述情况使大量病人拥入城市大医院。

　　由于政府在对医疗总体投入不足的同时又严格限制医疗服务价格，极其低廉的挂号费和手术费多年未做调整，医生不能从自己付出的技术劳动中获得应得的、能够维持其有尊严生活的合理合法收入，使部分医生去追求药品和医疗器械回扣等不正当的收入，影响和损坏了中国医生的声誉，加重了看病贵。

　　而少部分医生的行为使老百姓由此推断医生群体是吃药品回扣的高收入阶层，病人就诊时常对医生心怀警惕，担心医生所开处方和检查是否与医生的收入相关。这种普遍的担心和反感加重了医患矛盾和对立，严重影响了绝大部分被冤枉和委屈的医生为病人服务的热情和效率，加重了看病难。

　　我们的初衷就是希望国家、病人、医生三方都能得到各自满意的平衡，我们认为合理支付医生劳动报酬已成为整个医改当中最最核心的问题。世界任何地方的医生都是以技术服务挣取自己的收入，中国要做的就是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让医生通过为病人服务来挣钱，而不是靠卖药和卖器械赚钱。

　　增加医生收入，杜绝医生为拿药品回扣而开进口药大处方，是中国医疗改革花小钱省大钱的唯一道路。只有让中国医生在医疗改革中受益，而不是继续牺牲、继续无偿奉献，中国的医疗改革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提高医生收入最大的益处在于：医生们将和政府站在同一立场，同心同德用最少的钱、最好的服务解决患者的医疗问题，最终能减少国家整体的医疗支出。

　　医疗改革方案的制定者应倾听和重视中国500万医生的声音，我们希望得到尊重，因为医生是医改方案的主要直接实施者，不能获得全国500万医生配合和支持的医疗改革难以成功！
　美加医生：看上去很美

　　戴维·詹金森是一位整形外科医生，他从爱尔兰移民到加拿大西部城市卡尔加里，在那里从事医务工作长达20年。之后，他对加拿大以政府为主导的医疗保障模式感到沮丧，于是便跳槽到美国阿什兰。

　　詹金森亲身见证了美加两国不同的医疗制度，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一样熟悉美加的医疗保障系统。为了增进认识，可以通过对两国个体从业医疗服务者的不同及相似点进行比对和直观的数字比较。

　　体制差异

　　纵然美国医改的反对派们不遗余力地表示加拿大人也并不喜欢他们现有的医疗体制，但是詹金森在这方面却有着更慎重的看法。

　　在日益激扬的医疗改革辩论中，加拿大的医疗保健体制通常会被视作可借鉴的光辉榜样，或是一种警示性操作规范。作为最主要的一项社会福利，加拿大推行的建立在高税制基础上的全民免费医疗保健体制，可谓世界上最好的医疗保健体制之一。

　　但这并不是说在加拿大一切完美。令詹金森感到沮丧的除了政府对医疗体制的控制外，还有加拿大缓慢的就医诊疗程序——著名的“候诊名单”。

　　据悉，一位加拿大人患有头痛和癫痫病症，却被明确告知需要耐心等待4个多月才能接受磁共振成像检查。他无奈来到美国布法罗一家医院就医，最终被确诊为脑癌。目前，这位被延迟诊疗的病患正在起诉加拿大医疗保健机构。

　　而在美国，医疗的商业化是典型特点。在美国医疗制度所覆盖的85％的人群中，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障只占小部分，绝大部分都是商业医疗保险。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没有建立全民医疗保健制度的发达国家。

　　除了体制，詹金森还认为，两种医疗体系下的医务从业者也有一些重要的不同之处。在加拿大，本质上讲，医生是为单一雇主工作，即使不喜欢他们的待遇，也是无处可去。

　　而在美国，他提出：“你不会为这点感到压抑。”据他介绍，美国医院将它们的医生视作一种收入来源，而加拿大医院只把他们看作是一种成本支出，因为对医院来讲，医生接诊病人数量的增加不会转化为医院的收入。

　　教育成本一样昂贵

　　尽管美国各地医生的执业水平可能会存在差异性，但总体来说，美加两国医生在医学方面都普遍达到了高水平。

　　美国疾病预防管制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在美国2005年至2006年，有30.89万位基层医生在大约16.38万间医疗机构内服务。其中一半为初级保健医生，29％为专门医生，21％为外科医生。约有1/3的医生年龄在45岁至54岁之间。

　　加拿大的医生数量要少很多，据2007年加拿大全国医师调查统计，约有57757人，其中91.7％从事全职或兼职医疗服务。

　　加拿大医生通常在多个工作场所兼职。67％的人表示他们至少会有部分时间在私人诊所兼职，33％部分时间在社区医疗机构服务，22.6％在急诊部门兼职，另有22％的人会选择疗养院。

　　在美国，约有一半的医生称自己为家庭医生或全科医生，45.4％的人认为自己是内科、外科或者是实验室专业医师。

　　在美国和加拿大，医学教育成本同样高昂。

　　美国医生的训练周期之长为世界之最，在美国，假设一个学生能够完全不间断地从本科毕业直接进入医学院，毕业后做住院医生3年，出来做初级保健医生，最短要11年。一般美国的医学院每年的学费在 25000美元到45000美元之间，而且医学院少有奖学金，绝大部分的学生是靠贷款，而且是30年的贷款。因此医学生毕业后，绝大部分负债累累。根据美国医学协会相关统计，每位医生在完成医学院学业时平均欠费达14万美元。

　　根据2007年加拿大进行的一项医学调查，其总体教育成本与美国不相上下。在1000名接受当年调查的三年级和四年级医学院学生中，有27％预期自己在毕业时，累计负债将达到6万美元至10万美元，还有31％的学生的预期甚至超过了10万美元。2007年另一份加拿大实习生和住院医师协会举行的调查结果显示，住院医师的平均负债达到了15.9万美元的水平。

　收入水平对比

　　美国医生收入水平之高举世闻名。据报道，2007年全美最高薪酬与最低薪酬职业排行榜中，医生类职业继续高居榜首。麻醉师和外科医生分列排行榜第一、二位，而接下来的七个位置，依然被治疗人类疾病的各类专业医生牢牢占据。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排在第10位，飞机驾驶员排在第14位，这是排行榜前15名中，仅有的两个非医生类职业。

　　在美国，根据医疗团体管理协会统计，2008年在医疗团体机构供职的基础医疗保健医生的净薪酬为18.6万美元，这一数字包括工资、奖金、科研津贴、酬金及利润分配等。

　　在所有初级医疗医生中，不负责接生的家庭医生的收入最低，约为18万美元，而内科医生的年收入则最高，在19.1万美元左右。

　　专家医生的平均年收入要比初级医师高。2008年专家医生的收入为34万美元，整形外科专家的收入达到47.6万美元，而精神病医生的净收入为19.6万美元。

　　在加拿大，一位家庭医生一年的净收入平均在14万美元，毛收入为21.7万美元。与美国相同，专家级医生的收入要高，2006－2007年，医学专家的毛收入为26.2万美元，外科专家的收入则达到36.3万美元。

　　加拿大国家医疗保险卫生服务的价格是通过省医师协会与省政府共同协商确定。对某一省的所有医生来说，所提供的同一种医疗服务的价格是相同的。医院对雇佣的医生，如放射医生、病理医生以及麻醉医生等，一般都是以工资的形式进行支付。

　　加拿大对医生的年收入和服务费有封顶限制,如安大略省，对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的费用均以45.5万加元封顶，超出部分医生只能得到66.7％的补偿。

　　在加拿大大多数医生都不是以领取工资为收入主要来源，只有7.7％的人的收入比重来自薪金，48.3％的医生说他们90％或以上的收入以收取服务费为基础，31.2％的人称他们的收入形式是有偿服务费与其他形式的酬金收入。

　　这些服务费的来源绝大部分出自政府的健康保险计划金。平均而言，加拿大家庭医生收入的77.88％是来自省或地方政府健康计划，6.1％来自卫生当局或卫生委员会。

　　加拿大医生获取报酬的程序相对便宜，他们只需每周花费1.75小时向政府部门提交收费账单即可。

　　相对而言，美国的时间成本要高许多，根据2008年《卫生事务》杂志刊登的研究报告，美国医生为获取服务费则需平均每天花费43分钟或每周3小时。这仅仅是医疗管理的一个层面。

　　这项研究估算全美医生每年由此付出的时间成本价值在230亿至310亿美元。这其中，付出代价最高者便是初级保健医生，相当于年工资收入的1/3，约64859美元。接受该项调查的医生中，约3/4的人认为这种成本两年来一直在不断增加。

　　当然，并非全部服务费都来自私人保险计划金的偿付，研究人员得出的上述时间成本价值损失尚不包括申请公共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偿付所需的时间在内，而这占到了医师申请服务费补偿所需总时间的38.4％。

　　汇率不断变化造成了两国医师收入比较的困难，但是总体看来，加拿大各科别医师的收入明显要略低于他们的美国同行。

　　这造成了加拿大医生的南流。美国和加拿大两国都面临广泛的医生短缺，但每年还有大量加拿大医学毕业生流向美国。根据《加拿大医学协会期刊》的调查，加拿大在2006年培养的医学学生，9个人里就有1人在美国工作。加拿大已经成为继印度后，第二大为美国输出医生移民的国家。

　印度医生移民潮

　　19世纪，英国人将欧洲医学传入印度。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大量印度医生远渡重洋到达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寻找住院医生培训或实习的机会。据统计，在上述四个国家工作的印度医学院毕业生总人数为59095人，相当于在印度医务委员会注册的医生数量的10.1％。

　　以移民接收国家视角来看，印度医学移民为当地带来了大量的人才并缓解了这些国家医护资源短缺的压力。但对印度而言，衡量得与失要复杂许多。单就如此多医生人员选择放弃印度国籍来说便是一种直接的损失，也是一种典型的“人才流失”。

　　无独有偶，发展中国家医生移民西方国家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现象。在不久的将来，许多发达国家出现的医疗人员短缺现象，必定会增加对这种移民趋势的诱惑。

　　医生移民是一个颇为复杂的现象。要评估海外移民对印度的冲击，必须对移民医生所处及所要脱离的印度医疗制度和医疗教育现状有所了解。

　　印度医生概况

　　医生在印度是一份流行的职业。它受到广泛的尊重，被视为有利可图的事业，对有些人来说，它可以成为一张移民通行单。因此，每年都会有超过10万名的高中毕业生参加由政府组织的医学院录取考试。

　　印度的医学教育业发展迅猛，在校学生数量从1990年的11800人发展到了2005年的24000人。这主要归功于对各类私立医学院和营利性医学院的开放政策，目前这些私营院校生源占到学生总数的42％。

　　新设立的私立医学机构收费昂贵，每年开学时除了收取学生3000美元到6000美元不等的学费外，还会加收4万到5万美元的人头费（又名“捐款”）。

　　印度每年投入GDP的5.1％用于医疗保健，领先于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却落后于中国、巴西和美国。印度GDP用于公共医疗事业的百分比排名在175个国家中居于第171位，而用于私立医疗机构的投入比重却位居前列，排名第17位。

　　印度人一再强调印度独立初期建立的公共管理医疗保健体系是非常有效的，但是由于资金匮乏，最终导致在很多方面功能失调。

　　理论上来说，印度为每35000名病人配备1名医生和4名医护人员，政府医疗体制支持城市和大型乡镇的三级和二级医院，以及全国初级医疗保健体系。事与愿违的是，三级和二级医院的数量正在悄然增加，拥堵不堪，而初级医疗保健机构正面临资金、设备、药品及人员的急剧短缺。

　　印度约有60万名注册执业医生，由于医生移民，实际数量可能要少。印度人口数量略超过10亿，医生与人口比率为50-60∶100000。

　　从业医生的分布向城市地区严重倾斜。印度的对症疗法医生很大部分只在城市中产阶级阶层，即在2.5亿人口的范围内实施私人收费诊疗服务，这意味着印度富裕居民中医生和人口比率可以达到1∶500，大约与英国的医生密度相同。这就揭示了为什么一些观察报告称“印度有足够的医生资源”的观点，但事实上，很多印度人根本没有机会也从未接受过这些对症疗法医生的诊疗服务。

　　城市地区的医生密集现况，连同制药和医疗设备销售的强烈竞争性和医院的私有性质创造了一个高度商业化和备受干预的医疗环境。政府在医院认证、行为规范等方面的法规不到位或者很少得到执行，导致了一种由供应引导需求的医疗文化的形成，违背道德规范和实施不必要的外科手术也在这种氛围下获得广泛的认可。

　　贫困和农村人口的医疗服务的空白，是由来自各印度本土医学体系的非对症疗法医生以有偿服务的方式填补的，他们在大学阶段的医学教育同样也是由政府资助。他们多学习印度草药学、尤纳尼（穆斯林）医学、顺势疗法和悉达（泰米尔）医学。

　　另外，还有很多“无资质”且没有受过任何培训的医生在执业。一位对症疗法医生告诉作者，在他准备在一个村子开业行医时却发现那里已经有28个“竞争对手”了，全部都是本土医生。在孟买亚里马里贫民窟，最受欢迎的反而是这些“无资质”的医生。

　　大多数情况下，那些来自本土医学体系的医生也是使用对症疗法来诊断和开处方药类或者出售对症疗法药物。纵使对症疗法医生并不占据支配地位，对症药物却成为主流。如此庞大数量的医生和护理人员的相对短缺已经在总体上影响到了新临床医生，如医生护士和医生助理等的发展环境。

　　移民海外

　　出国接受研究生教育一直被年轻医生视为一种荣耀。大部分人在初离国时至少都抱着一种学成归国的朴素想法，但是随着对外国医疗环境的熟悉和接受及临床诊治机会和收入的增加，重返祖国的可能性便越来越渺茫。

　　大部分接受采访的人都坦承事实上所有去美国实习的医生最终都选择永久定居美国；英国的实习医生回国率要稍高些。一位在美国受训，回国的肾病专家告诉作者：“在美国，只要你努力工作，一切都有可能实现。”

　　目前有数据表明有59095名在印度受教育的医生正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工作，并在美国从业医生人数中占到了4.9％的比例，在英国，达到了10.9％的高比例。对美国住院医生统计数据的分析表明目前约有5000名印度医学院的毕业生在美国接受培训课程，这意味着每年大约有1200名印度学生进入美国住院实习医生体系。

　　最近一本名为《怎么了，医生?》的书对印度医疗制度下的移民行为心理状态进行了剖析。该书作者Saranaya Nandakumar将这种人才流失意识形态归结为以下几点：①西方最好。年轻的医生和他们的父母一直相信在印度之外进行深造是高人一等更是一种成就的象征；②唯物主义情结。在西方生活可以带来更高的收入和物质满足；③极端专业化。受西方高端科技训练和更高级的学科专业化的吸引；④对印度教育系统政府管理和腐败行为的不满；⑤逃离印度嘈杂混乱的政府和商业体系而选择趋向更秩序化、以价值为基础的西方医疗体系。

　　多名受访者对出国赴海外的理由解释也大体相似，尽管印度经济有所改善，他们还是选择移民海外寻求更高利益。印度迅速发展的私立医疗教育在很多人看来恰恰是造成移民高发的原因。私立医学教育成本高昂（7.5万美元-10万美元），因此医学院学生很可能会期待一份经济回报丰厚的职业，而这可以期望在西方国家获得。这种期望结合目前印度日益拥挤的医生队伍现状则很可能促使更多毕业生移民海外。

　　确实有部分海外印度医生返回印度。一位在得克萨斯州实习过的肿瘤专家告诉作者说：“没有人真正想放弃自己的国家。” 旅居海外印度医生归国的数量也正在增加。为迎合医疗旅游的需求，新的私营医院和高端医疗中心不断设立并聘用很多旅外印裔医生，他们的国际实践资格和声誉也被纳入医院市场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

　　重返家园通常并不容易。一位刚刚返国的人士形容：“具体过程令人生畏”。虽然返国医生的收入丰厚，但整个家庭重新调整适应印度的生活可能会有些困难，同时他们的职业生活也需要重新调试。

　　此外，一位成功由英国返国的移植外科医生表示，无处不在的“公务腐败”、医院缺乏良好的管理秩序和认证体系，以及医疗保健体制总体失控和失调是他和其他从西方国家返国的同行们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

　　让医生活得有尊严

　　秋风

　　财政拨款还应当达到这样的水平：医生所能获得的收入将不低于社会的中等偏上水平。这是保证医生尊严的前提。最近半个月内，中国的三个区域分别发生了三起引人注目的医疗纠纷：

　　北方，北京大学医学教授熊卓因腰椎轻度滑脱在北大第一医院手术，术后发生并发症，进行抢救的主治医生是没有行医资格的北大医学院在校学生，最终导致病人死亡。

　　中部，南京市儿童医院医生被怀疑玩游戏、睡觉等原因耽误治疗，造成5个月大的婴儿死亡，母亲跪求医生的录像公布，引发网民强烈反响。

　　南方，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准分子手术室，患者术后怀疑集体感染弥漫性层间角膜炎，广州市疾控中心的调查已经证实，该院在管理上存在漏洞。

　　每一个个案的案情不同，但民众、舆论不由分说，却得出了一个出奇一致的结论：是医生、是医院杀死了这些人，他们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从这一反应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公众、舆论对医生、对医疗单位、对医疗行政管理单位的不信任。

　　这种不信任由来已久，它的直接表现就是医患关系紧张。既然是双方关系紧张，那么肯定双方都有责任。这种不信任、紧张，其实是中国社会人际关系普遍趋向冷漠、紧张甚至对立的一种具体表现。

　　但是，就事物的性质而言，医患关系紧张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医院治理结构扭曲及整个医疗体系的治理混乱，其直接后果则是医生的收入之扭曲与混乱。而这种收入扭曲反过来又恶化了医生的心态，激化了医患关系。

　　行政化剥夺医生职业自尊感

　　目前中国占据主流地位的“公立”医院，实际上是两种体制以一种扭曲的方式混杂在一起。

　　首先是计划体制。所有公立医院的基础性管理制度都是按照集中计划体制的逻辑建构起来的，其典型特征就是高度行政化。从政治上、法律上，政府及政府的医疗管理部门把医院当成一个行政部门来看待，以行政方式直接任命高级管理人员。医院的内部管理体制同样是高度行政化的，院长就是说一不二的“领导”。在医院中，行政权力的效用、价值要远远高于技术，机会、职称、职位等好处只能通过行政渠道获得。这种行政主导的管理体制本身就剥夺了医生的职业自尊感，哪怕是技术权威，也得服从那些占据着行政管理岗位的无能者的指使。

　　这种体制也必然导致医护人员的医疗伦理流失殆尽。在行政化管理体制下，发号施令者的骄横，服从命令者对于权力的向往、恐惧，都足以使人们的心灵扭曲，使人们丧失起码的道德感，丧失判断对错的能力。权力趋向于使人们的心变得冷酷、生硬，使医护人员只关心自己的得失，对于他人的痛苦漠不关心。权力也诱发医院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医护人员倾向于将内部的恩怨转嫁到患者身上。

　　至于收入分配方面，行政化的集中计划体制的典型特征是重物不重人。20世纪50年代国有部门确立了低工资、高积累的政策。这种政策也影响到医院，医生的知识、技术之价值被严重低估。目前的医疗服务价格结构，呈现出明显的资本重于人力的倾向：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项目价格偏低，如诊疗费、护理费、手术项目价格等，医务人员提供医疗服务的技术价值和职业风险得不到应有体现。一个接受了八年、十年医疗专业教育，又经过十几、二十几年历练的高级医生诊疗一个病人的费用只有十四元，这样的价格恐怕是世界上最低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医院中各种大型检查、治疗设备项目价格则明显偏高，动辄数百、上千。

　　这样的价格结构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可能是因为，这种价格结构关系到那些居于行政体系中上游的人员的利益，维持这种结构有助于他们抑制专业技术在医院治理结构中的权重。

　　而如此物贵于人的收入分配格局，当然会对医生的心理产生负面影响。最大的影响就是，医生不具有职业尊严感。在一般国家，医生属于社会中的精英阶层，是白领中受人尊敬的群体；医生是有一种职业自豪感的，这种自尊感部分缘于较高的相对收入。但在中国，医生的收入却一点也不出奇。其实际收入可能是相对较低的，尤其是正规收入。这样的医生不大可能具有职业自尊感。而一个丧失了自尊的人，不可能是负责任的人，也很难具有关爱他人之心。

　畸形商业化

　　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行的医疗体制改革处置不当，导致医院走上畸形商业化轨道。这种体制让本来已经糟糕的医疗服务状况及医院收入分配扭曲格局进一步恶化。

　　尽管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医疗机构都是公立医院，但相当多医院的运行却是高度商业化的。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进行的医疗体制改革带有明显的甩包袱意图，政府进行改革的目的是降低财政负担，让医院自负盈亏，自筹资金。而肤浅的市场化理论也为这种改革提供了依据：医院如果变成企业，那么它的效率就会提高。这两者结合到一起，所设计出来的改革方案就追求这样一个目标：把医院变成企业。

　　这个目标迅速实现了。现在的公立医院基本上成为一家自负盈亏的服务类甚至是药品零售企业。医院主要靠提供医疗服务和出售药品获得维持其正常运营的收入。这种机制的直接后果是医院在运转过程中过分注重经济收入这样一个价值。

　　在这种扭曲的商业化经营体制下，医院中所有人的角色都发生了一次史无前例的转换。首先，院长除了是官员之外，还扮演着赚钱的商人的角色。在医院内部，院长与医生的关系，在领导与下属的关系之外，又多了一层老板与雇员的关系。

　　医生则被迫承担起了一个完全与其正当责任相反的职责：为医院创造经济收入。在医院的收入指标压力下，医生成了推销药品的掮客，千方百计向患者开高价药、大处方。政府试图通过药价管制来抑制医疗费用上涨的趋势，但患者要掏多少钱，最终取决于医生的一支笔，而医生灵活地与价格管制措施打起“游击战”：政府降低某药价格，我就拒绝开这种药，开那些价格不受管制的替代性药品。于是，出现了一种乍看起来反常的结果：药品价格反而由于政府的价格管制而水涨船高。药品价格居高不下，并且不断攀升，在这种经济压力下，患者及其家人难有好心情。

　　一旦商业化精神渗入医院，医院让医生充当赚钱机器，则医生的职业伦理必然逐渐流失，乃至于丧失做人的道德底线。今天，人们也确实看到，不少医生采取各种手段谋取灰色乃至黑色收入。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红包”。这种非正规收入极大地拉大了医院内部不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

　　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几乎所有组织机构都盲目地复制营利性企业的治理模式，医院也引入了企业式绩效工资制度。医院通过上述渠道获得的盈利，按照企业模式进行分配。这种扭曲的商业化模式导致的收入分配方面的第一个恶劣后果是：医院所获得的诸多收入是部门化的。这样，同一医院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第二个恶劣后果是医生之间收入差距不正常地拉大。诚然，医生之间存在能力、技术、服务态度上的不同，因而其收入有一定差距也是正常的，并且可能起到激励作用。但是，在学校、医院这类机构，一旦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不大可能具有激励作用。相反，这种格局会对所有医生的心理产生巨大负面影响：那些享有较高收入的医生必然会傲慢、自负，那些收入较低的医生则会消极、愤懑，乃至于怨恨、绝望。而所有这些情绪，都可能宣泄到患者身上，从而让医患关系日趋紧张。

　　让医生通过商业方式获取收入，同时又在医院内部制造过大的收入差距，这种畸形商业化要对医生、医院之整体社会形象的迅速恶化，承担主要责任。

　　医院应该去行政化、去商业化

　　既然目前医院之不能合乎公众期待、医生成为公众批评对象的根源，乃在于混合了行政化与商业化上述两种体制之恶，则改善医患关系，改善医生、医院形象，也就当从两方面同时入手。

　　从医院管理体制上说，首先医院需要去行政化。医院是最典型的专业机构，在这里，最有价值的就是每个医生所具有的专业技能。它最好的治理模式就是律师、会计行业所普遍采用的合伙制。即便是公立医院，也应当引入医生自治机制。只有通过自治的医护人员共同体内部的道德奖惩和知识激励机制，才能让医护人员培养出一定程度的医学职业伦理。

　　同时，医院也应当去商业化。中国社会过于商业化了，而且，是最鄙俗的商业化。从政府到媒体乃至普通民众，都只是从金钱积累的角度看待商业，而忽视其背后的精神价值。据此，人们片面地以为，只有金钱、物质性收入才是最有效的激励手段。于是，医院也被当成企业来对待、来管理。

　　但是，自医生这个职业诞生、自医院这种机构出现，它就不是商业性的。在西方，最早的医院都是由教会创办维持的；在中国，最高明的医生也都是“儒医”、“道医”。现代各国绝大多数医院，公立医院自不用说，即便是非公立医院，都是非营利性机构，不以赚钱为目的。为此，允许、鼓励尤其是宗教机构举办各种类型的医院，恐怕是医疗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之一。

　　中国人，尤其是医疗行政管理部门，恐怕也需要认识到：医院所从事的业务的性质就决定了，它绝不能成为营利性机构，院长绝不能成为老板，医生绝不能在开处方、开检查单子的时候算计本院的商业收入。

　　当然，一旦引入了自治机制，则医院目前的商业化格局也会被打破。从中国目前的情形来看，行政化与商业化反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商业化可以说是行政权力寻求其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工具。相反，如果医院实现自治，则医生共同体将会通过更好地服务于患者，而从整体上维护、增进所有合伙人的长期利益。这样的目标将使医生不会选择商业化那样的机会主义的自杀性策略。

　　即便不能进行上述较为根本的制度变革，但去行政化、去商业化的方向也是应当坚持的。具体的变革措施可以有：

　　大幅度增加政府对医院的财政拨款，让医院不再依赖患者的缴费来维持生存。由此，医生在进行治疗的时候，将不再考虑医院盈利的问题。财政拨款还应当达到这样的水平：医生所能获得的收入将不低于社会的中等偏上水平。这是保证医生尊严的前提。

　　应当调整目前的医疗服务价格结构。具体地说就是大幅度提高医务人员技术服务的价格，即提高诊疗费、护理费、手术项目价格等，相应地降低检查费，控制药品价格，以此提高医生的专业技术在医院整个收入中的比重，这也有利于医生在医院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至于医院内部的收入分配机制，应当在吃大锅饭的基础上有适度差距。换言之，医院内部各个专业部门之间的收入不应存在太大差距，同等资历的医生之间应当维持大体相当的收入。当然，医生的能力也确实应当得到部分反映，可以容许医生获得部分诊疗费或者手术费。但是，同一医院内部同等资历的医生之间的收入差距绝不能太大。当然，政府也可以鼓励医生离开医院到社区开设私人诊所。

　　总之，在设计医院治理模式、安排医生收入分配制度的时候，一定应当考虑医疗服务的自身性质，在这样的制度下，医生才有职业的自尊感。如果把医院当成行政单位或者企业看待，结果当然只能让医院不像医院，生活于这样的医院里的医生，当然也就可能遭到公众的怀疑。

台灣醫師去中國大陸發展是趨勢？有沒有搞錯？

 转帖

也谈谈医生的收入（1）我自己

　　作者：手榴弹

　　在这里潜水很久了，看了这里关于医生的收入之争论，还有医改的话题，不
知是天气太热，激起了那久已冬眠的大脑，还是头脑发热，不说不快，也来凑凑
热闹吧。

　　本人今年45岁，84年大本，87年研究生毕业，很正规的医学院校毕业。随后
分到中部一家大型医院干了4年临床，91年先到欧洲的实验室混了几年，后来到
临床上干了2年后回来了，也算“海龟”吧。先在广东的两家医院做了5年，01年
底被“引进”到上海，现在上海工作，属于手术科室的医师。对于我的毕业院校
和专业，大家就没有必要弄清楚了吧？因为涉及到太多人和事，说的太清楚了也
不好。职称在去年才进入正高行列，郁闷吧？属于死心眼不会来事儿的那种。

　　由于转的地方多，在不少医院都有同学、同事和同行，大家也经常交流，不
过只对北京、广东、湖北、湖南、上海、黑龙江、辽宁和四川等地比较熟悉一些，
工作中也接触不少来自外地的进修医生，对各地医生的收入也了解的不少，但比
道听途说的好得多。

　　先说我自己的收入：91年前在工作了4年整，才积攒了人民币700元，那时候
很穷。记得出国上飞机前，老婆说马上要生孩子了，你总得给我留点钱吧？我就
将学校发的所谓服装费800元，连同自己的积蓄，一共1300元，全给了老婆。留
下200元到北京。好在是公费出国，签证什么的都不要自己跑，所以记得清清楚
楚。出国期间，收入一般在3万美元左右（汇率变化很大），所以回国后经济上
还算不错，没有很窘的感觉。回国的理由也很简单：老婆没什么专业，又不愿意
出去，闹离婚，我舍不得孩子，也算是孝子吧，看到父母年事已高，就回来了。
领导要我去谈爱国经历，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就回绝了。下场不说大家也清楚，
现在回头看：很傻。

　　当时月收入是工资加奖金2800元左右。我去时是中级，病人送红包是有的，
但一般在200元左右一次。由于是外来医生，与本地医生之间在红包上“竞争”
很激烈。97年任科主任，有了行政资源，但实际上调不动当地医生。唯一好处是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手术，对水平提高很有帮助。收入上有所改善，但并不高。当
地医生将外地民工和没有钱的患者，以及危重病人都推给我，所以我在这几年的
内分管的危重病人，竟然比在大医院里10年内管的还多。收入比会讲粤语的住院
医生可能还少点。我一般不开药，所以没有收受回扣，到现在心里也很坦然。离
开广东时，大约挣了8万元工资奖金外收入，平均每年1万多一点。到上海时，我
的手术水平已经很高，加上我的留学背景，所以被“引进”。单位不分房，给我
25万元住房补贴。来上海时举目无亲，所以不得不买房，现在上海的房子成了天
价，很感激当时的院长。庆幸自己买了一个平价房。

　　在上海工作4年，终于成了正高。不是水平不够，而是现在的晋升机制不好，
都要看论文。国内的人写论文水平很高、速度很快，从国外回来的反到不大会写。
个中原因这里已经有了很多讨论，此不赘叙。附带说一句，我研究某疾病与某激
素间的关系，开始共做了 400多例。比国际上任何人做的都多，没有半点假。但
由于前几年国内强调检测激素的单位一定要使用nmol/L这个单位，而不是国际上
通行的IU/L，但这种激素的分子上的糖链是不稳定的。结果无法换算，现在得重
新观察，大家说是不是很郁闷？后来有位医学会的前辈告诉我，上海有次观察一
个与血压有关的病，一个6000多人的大样本资料也是这样的原因给废了。

　　现在回到收入上来。现所在的医院抓红包出了名。结果少数熟人介绍来的病
人就改送交通卡。前三年一共收了30多张交通卡，每张金额170－200元，多数是
170元（30元的卡费，也有多充30元的）。去年5月刮起廉政风暴之后，就很少有
人送交通卡了。我一直坚持不开高价药，所以也没有回扣。现在药厂的人很厉害，
都是看工号给，我是高年资医生，不直接开处方，所以得不到。每周出门诊一次，
就一个上午，才接触门诊病人。医务科告诉我，前三年我开的药一共有190 000
多元，连20万都不到。不如别人一个月的工作量。前不久药房看我开了一盒甲硝
唑泡腾片，说“还是大博士呢，还开这种药！”。病人以为我开错了，闹到医务
科，结果是药没有错，而是这药太便宜了（3元多）。我才知道我是全院嘲笑的
对象。

　　我现在的收入是：月工资收入2600元（税后），奖金一般在2000－4000元之
间。年收入大约是7万元左右。

　　我爱人是内科医生（主治医生3年）。以前一直在急诊，奖金大约2000多元，
在内科系统是很高的了。工资1100多元。年收入在2万到3万之间。由于长期急诊，
把身体搞垮了，得了频发室早，现在回病房，在各病房轮转。从而我知道了病房
的灰色收入：呼吸内科和神经内科：药品回扣比较多，大头，多的时候可以拿到
5000元。心内科，做导管是大头，但是只有几个主任级的人拿，多数副主任医师
和所有主治以下的小医师都没有份。其他专科都很少。一般在200元。红包也就
是几百元。顺便说一下，神经内科以前主要是主任拿，其他人都拿不到。后来换
了个主任，大家一起分，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但是这个主任干了一年多，就被
排挤走了。跟不遵守游戏规则也有一定的关系。

　　现在上海搞医保，每张处方不准超过250元（急诊），我所在的科室不准超
过156元，所以想开有回扣的药也比较难。

　　04 年后，一家小医院成为我现医院的挂靠单位，科室派我每周去一次门诊，
每月增加收入2000元。去年是不管去不去都有，今年对方改革，去了才有，不去
就扣，按每次400－500元的标准扣。不过这部分不上税。这样，全年收入有所增
加。另外，从去年起，在上海培养的进修医生陆续回单位，偶尔请去做手术，每
次手术费用，都是由家属随意给，我很少开价。据我所知，普外与妇产科这些大
路专业，行情不好，一般是800－1000元一次。有的给交通费，有的不给。

　　由于在本单位不大得志，一直很郁闷。今年时来运转：有家条件比我现医院
还好的医院缺科主任，主动找我去。对方请我过去做了3次手术，参加了2次疑难
病例讨论，讲了三次课（比第一次来上海考试的项目多多了！）。我对院长说，
国内的科研基本上是做不出来的，你如果看课题，就别找我了。院长是上二医的
研究生毕业，有同感，所以也不在科研上为难我。上下都觉得不错。院长找我谈
了2次，说：现在有真才实学的不多，他们愿意帮我付违约金，中间人说可能会
再给我50万的安家费或交通费。我也没有多提条件，准备过几天去签约。现单位
又想留我，但又不知道怎么办才留得下。因为我从来不与院长打交道，他也不知
道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我也是趋利动物。这是我自己的情况，也有我爱人的情
况。大家有兴趣，再谈我所知道的其他情况。

　也谈谈医生的收入（2）我所知道的情况

　　作者：手榴弹

　　由于我求职了好几次，所以对各地医疗的情况知道得比较多一点。据我所致，
现在在中国做医生，收入与水平不一样。与职称的关系也不大。从与同学和同事
交谈的情况来看，大致可以分以下几种：

　　牛皮大佬级：年收入大约在50万到100万之间。我有个同学自己就说有这么
多。据大家在一起交流分析，这级别的人实在太少，而且局限在少数几个专业：
如会做搭桥手术的心外科医生，做心导管的心内科医生，做导管的神经内科医生
（有的医院是神经外科医生做），做肝手术的普外医生，做腔镜的普外医生（仅
会做胆囊切除已经不够了）和泌外医生等，全国也就那么几个，数都可以数得过
来，所以这样的人很少，不代表医生全体。这些人一般的红包不收，只收大的，
另外在外做手术，一般都是3000－5000元。再多的没有听说过。所有的临床科室
加起来，估计全国也就100来人左右。当然不排除个别人超过了100万的，但是估
计也超过不了多少。当然，珠三角地区的某些科主任甚至主治医师也在这个级别
之类，但是那主要是地域差所致，我觉得最好不算在这一级内。

　　脑外科医师收起红包来，也很牛皮，多数也属于3000－5000元这个级别，但
是由于在别的医院做脑外手术风险很大，所以到外面做手术、走穴的脑外医生比
较少。结果使脑外同行在每个医院的内部都很牛皮，但是进不了第一梯队，只得
进入第二梯队：20－50万这个梯队（大牛人宣武医院的凌锋教授到处建立脑血管
病中心，实在是个例外，把她归于上面的牛皮大佬级，好像都有点亏待了她老人
家，应该属于超牛皮大佬级的了）。这个梯队的还有不大外外面做心导管的教授、
做肿瘤的教授、会做关节镜的骨科医师，会做前列腺电切的泌外医师等，当然更
多的是心很黑的科主任一级的人。估计全国有数万人之多。这两个梯队的人名声
很大，但是数量也就这多，不是全国医师的主体。自己开业的口腔科医师，好的
属于这个档次，差的属于下一个档次。

　　第三梯队的人是8万到20万之间的，这是大多数，一般大科室的主任、有博
导头衔的教授等。多数大学给教授定岗，但是临床人员很少有人拿到。少数副高
也可以达到。估计这一档次的人数以十万计。名声好点的三甲医院的普外、妇产、
麻醉、眼科等行业的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基本上都可以进入这个行列。顺便说
一下眼科：其实眼科的手术很小，做白内障很好来钱。但是由于这个行业内搞了
个“复明万里行”，尽是香港来的医生，而且不要钱，结果这个行业的行情反到
不是很好。

　　至于主治医生，是临床上的主力军，收入并不是很高。当然并不排除某些人
开药时狠心得很，但是据我所知，多数人并不是很高。少数人在第三梯队，多数
在这之下。最近问了来自湖南、四川、河南、湖北、黑龙江的几位进修医生，他
们都是二级医院的科主任，职称主治或副主任医师，收入一般在2000元左右（红
黑灰白全加起来）。云南来的一位说不超过16 000元/年。他主要靠他老婆，在
玉溪卷烟厂工作，日子还过得不错。我也观察了一下，他（云南来的那位）来上
海很久了，一般都不到外面去玩。最近实在是不好意思了，与几个新来的到苏州
去了一次。

　　最严重的是我有一次到商丘某医院去做手术：整个病房只有2个病人，而且
是约我才去的。走时我很不好意思拿那钱，但是同行说，如果你不拿，我们就更
没有收入了。他们告诉我，全年的收入大约在15 000左右。不过，从那以后，我
就再也不到那里去了。实在是心里不安。

　　平时与同行聊天，尤其是与网上的朋友聊，大家是比较放得开的。所以基本
上是真实的。据我所知，广州、大连、哈尔滨、深圳的医院，红包不仅存在，而
且给的量很大，开药也很厉害。上海的长征、长海和东方肝胆这三家医院很特别，
医院成本由军委拨款，收入归自己发奖金，当然牛皮得很。由于地方政府管不着，
军委又不管，所以收红包在上海也出了名，基本上是3000－5000的给，他们也敢
收。地方上的医院如肿瘤、五官科、瑞金、仁济东院、胸科、肺科、市一、市六
的骨科、市九的整形等，也都不错。其他的基本上是上不得台面。大家竞争得连
饭都吃不上，谁给你送红包？

　　无论在哪里的医院，医院内的穷人也不少，如护士、中医科、康复科、病理
科、输血科和检验科等科室的医生，谁送红包？连生存都是问题，你还想红包和
回扣？即使是在上面说的几个好的城市，好的医院，也没有人送。不过鱼有鱼道，
虾有虾道。检验科的主任可以靠吃试剂的回扣，大医院的病理也有一点，但是不
多。年手术量少于1万台的医院的病理科，生存基本上都比较困难。小医生更惨。
护士、中医、输血、传染和康复，什么都没有。所以大家有亲友的，如果不是白
求恩，还是不要学这几个专业。我本人科室今年3月有个40多岁的护士丈夫猝死，
养活一个上高中的孩子，还要供房，突然一下子就很窘了。开始大家还捐了点款，
但是以后呢？

　　护士的奖金在不同的医院和不同的科室，发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有的医院同
一科室医护之间的奖金是发的一样的，有的是有差别的。如果不一样，这样的差
别往往很大，甚至相差10 倍以上。大家都不知道别的科室的护士奖金是怎么发
的，但是你可以从那个科室护士跳槽率上可以看出端倪。有次我与一位护士长聊
天，问某一个科室走的护士怎么那么多，我才知道这个秘密。

　　我有个同学，毕业后在卫校教书，95年卫校垮了，招不到愿意读护士的学生
了，大家自谋生路（内地护校垮的速度比97年香港的楼市还快），他在珠三角找
了3个多月工作未果，我们大家把他扔给了在广州一家中等大小医院做院长老同
学。做了医院的合同制医师，在检验科。一开始就做主任，但他从学校里出来的
人胆子小，人家给的回扣一分钱也不敢拿，搞得我们那位做院长的同学哭笑不得，
又不好说破。做了一年就下来了。每月工资加奖金加起来不到3000元。40多岁的
人了，爱人还在内地，小孩要读大学，不知道他是怎么过的。毕业20年的时候，
广东的同学就他一人没有回去。估计是钱的原因。

　　麻醉这个专业很特别。广东的病人给红包，如果给的话，满天星式的给，就
是管床的医生，人人有份，但是大家都不多，一般在200 左右居多。主任级的多
点，主刀的多点，也就300－400元左右，麻醉也有份。但是在内地，多数只给主
刀的，不给麻醉师。所以麻醉医生的红包，每个医院跟每个医院都不一样。

　　骨科医生是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代表。除了工资奖金红包外，一次性器械的回
扣是大头，远远超过前面几项的总和。我有一个远房侄女，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
作，就做骨科一次性耗才的推销，对这方面的情况了解得比我清楚得多。她找了
一个骨科医师，爱人才30岁出头，就买了房和车，比我有出息。骨科医师的红包
也不是全由患者给的，更多的是来自车祸、外伤中的另外一方。不仅量大，而且
源源不断。同样是骨科医生，做骨病的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广东珠三角地区是个地区上的异类。那里的医生，别说手术科室，就是辅助
科室（一般没有人送红包），只要你胆子大，收入也会不错。有个仁兄在某军医
大学毕业前夕，与政委打了一架，跑了。部队要捉回去审判，这老兄在广州买了
一套假身份证、假证件。本来是个心地很善良的人，到了这一步，横下一条心：
不知道哪天被抓去坐牢，不如一不做，二不休：每个去拿检查结果的人都得送
（恕我故意不说他所在医院和科室），不送他就不给结果，要么说机器坏了，要
么说还得再看看，就是要你傻等。反正那里的风气也很差，大家见多了反而见怪
不怪了。这样几年下来，竟然比临床还强。本来回去最多不过判三年徒刑的事，
结果把自己在心理上判了十几年。

　　所以谈医生的收入，有以下几句话：同一医院的差别很大，同一级别的差别
也很大。不同的专业差别很大，不同的医院差别很大，不同的城市差别更大。大
到什么程度？10－30倍之间也是很正常的，主要看你怎么样做。

　　我自己知道，我在药上，做的是问心无愧，但是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过。
至少在来上海之前，拿他们的钱来上海开了两次会。医药代表为了医生多开药，
一般都要在所在城市开个药物推广会，请各大医院的科主任或相当于这一级别的
医生参加。参加后一般是吃顿饭或者给你一点交通费。我当主治医师的时候参加
过几次，那时候多数给50元，后来就不大去了，有了请贴就交给下面的小医生或
研究生，他们实在是生活的很苦（现在上海的研究生好像每月只有200多元的生
活费）。听说现在的药介会以100元居多，偶尔有给200元的。

　　但是我还是收过病人的红包，虽然不是很多，也失去说别人的资格。只想对
大家说，你的亲友就诊时送不送红包，对医师处理好不好一点关系都没有，唯一
区别是服务态度会有所不同。手术其实都是一样的做。我收时坚持四项原则：穷
人、绝症患者、很要好的同事和领导介绍来的病人不收。但恰恰是后三种人构成
了送红包的主体。农村来的人、打工的人送的一般不多，基本上就100元左右，
还有送几十元的。我也来自农村，于心不忍。至于后面的几类，收了之后麻烦事
很多，你就象他家的奴隶。我不愿意这样，不收的话，半夜里他打电话过来，我
牛气十足：明天再说！如果收了就不同了，就是你正在跟老婆做爱，也得停下来，
他跟你说个没完。从送红包的大小也可以看出各行业的污染程度：我在广东时，
有个法官送了两千，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我帮他母亲出院，不要做手术了（也是
可做可不做的那种）！另外，有一个中级法院副院长结婚多年，他老婆看了好多
医生都还是生不出孩子，我帮他们介绍了一个很优秀的妇科医生，生了孩子后，
他送了我一台洗衣机，一直用到现在，蛮好的。这是我从医以来收受的最大红包，
而且没有任何风险！真的是使我感到非常意外。我的专业属于大众化的那种，
2000元以上的红包在广东那么黑的地方也是很罕见的，手术的病人反而没有给过
这么大的。

　　据我所知，对医生，大家有很多误解。我在内地的时候，大家把广东的红包
描绘成遍地黄金，但是等我去了之后，才发现红包是有，但是不是送给我的，而
主要是送给当地会讲粤语的医师的。在来上海之前，朋友也把上海描绘成红包的
乐土，但是到了之后，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局外人的感觉与局内人
的感觉相差很大。我在上海的这家医院，也是三甲，但是送红包的人很少。请吃
的也有，但是我吃不惯本地菜，基本上都拒绝。

　　广东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的院长对人说他们的收入人均8000元，我估计不是收
入，而是人均劳动力成本。我所在的医院院长就多次说过，我们医院的平均收入
是7万，比瑞金还高，大家听了笑笑，谁也没当真。我去年还是老副高，爱人是
主治医师，我们的人均绝对应该在平均以上，但我们算了一次（连值班补贴都算
进去了），两人加起来才刚好10万。其他人的感觉也是没这么多。后来我们遇到
一个搞财务的，问了之后才知道院长所说的“人均收入”，应该是“人均劳动力
成本”，除工资奖金外，还包括四金（去年大约占工资总支出的12%，而且每年
都在上涨）、医疗事故保险，“引进”我这样的所谓人才、退休老同志的补贴等
等，还有工会等发的降温费啊等等什么的，这些都是看不见、到不了你的卡上的。
有接近25%的成本是看不到的，历史久的医院更高。院长们为了吸引所谓的人才，
对收入一般都吹的天花乱坠。尤其是到了海外，或者与回国的海龟类谈判、聊天，
都喜欢夸大自己的政绩。我找过好几个单位，遇到的院长基本上都是这类人物。
你如果想到某医院去求职，假如你听院长、副院长的话，不吃亏是不可能的。只
有打听那个科室与你的级别一样的人，得出的结果才是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这
是我在国内求职后得出的唯一体会和经验。例如，某手术科室在5月没有领什么
物资（如敷料什么之类的），成本很低，而5月份又是手术高峰，这个月的奖金
就会很高，甚至超过1万，到了院长的口里，很喜欢吹牛，说这医院某某科的奖
金已经有一万了。其实，其他11个月的平均可能连2000都不够。本人自己就经历
过这样的事情。

　　也谈谈医生的收入（3）我所知道的县级医院的情况

　　作者：手榴弹

　　前两次所谈的医生收入，讲的比较宽范。大家已经有了个大概的估计。现在
谈谈我所知道的县级医院几个医生的收入。我平时与县级医院的医生接触不多，
因为进修的医生多数来自地市级医院。不过，今年4月底，家父以80高龄、肺功
能中度损害接受前列腺手术，住进当地县级医院。本来早就要做手术的，但是老
头怕死在上海，说什么也不愿意在上海做。当地的医生又不敢收，我就请了在当
地县级医院工作的校友张罗，收进去后请我同学去做电切，效果很好。在请他吃
饭的时候，顺便请了在那里工作的几位校友做陪，聊了一下。

　　我家乡位于中部，是所谓的鱼米之乡。这在几十年前代表富庶，而现在却正
好代表贫穷与落后。不过，我看市政建设等设施都还不错。基本上代表了中部中
等地区的水平。我有个同学是内科医生，在医院做副院长，不过我回去的时候他
正好出差在外，没有见着。低我一年的一个在做骨科主任，低我两年的一个在做
病理，高中的一个同班同学上的是医学专科，现在是检验科主任。他们三人的职
称现在都是副主任医师。工资收入大家都差不多，1100多元吧。

　　在这三人中，混的最好的当然是骨科主任。他住的老丈人的公房（法院系统
的），老婆是药剂科的，没有文凭。据他说两人收入在当地算是不错，患者95%
以上是农民，所以大家送钱的很少，几乎没有。即使有，也就给个100元左右，
算是很大的了。偶尔遇到车祸，车主希望早点给治疗好，会给的多点，有三五百
元的。不过，农民都很朴实，送腊肉、请去钓鱼、大米、香油等等土特产品都有
送，还有送鸡的。 “东西是吃不完的，你想要就到我宿舍去拿，还有几壶油”。
他调侃了我一句。县城也有人开始买小车了，他说他还买不起。据他后来私下告
诉我，平均下来，一年的收入在2万多元，三万不到，在当地不错。但他爱人就
那么一点工资，几乎没有什么奖金，科里的头儿也许有点回扣，但是轮不到他爱
人那级别。

　　做检验科主任的那同学，由于没有考上大学，与我总有点隔阂，所以一直说
不上知心话。从来没有家属人请他吃饭。所有试剂销往农村时，价格本身都很低，
所以回扣也拿不到。不过，他爱人在银行，生活还过得不错。

　　那个做病理的仁兄最惨。他爱人是护士，两人在医院都属于低阶层，红包、
回扣、请吃绝对是奢望。好在每天的病理工作量不大，下面有两技术员。他每季
度（不是每月！）的奖金是300多元，生活得很惨。他弟弟没有上过大学，也没
有职业，开了个很小的杂货店。他每周抽2天到省城去进货，他弟弟照看店子，
既解决了弟弟的就业问题，又还能补贴一点家用。他跟我说了好几次，问我能否
帮他在外找个好点的单位。我实在是很矛盾，一是我自己本身混的不好，没有一
官半职，二是他的水平，由于没有受过很正规的毕业后培训，怕弄出来之后承担
不起那个责任，所以我一直没有帮他。他后来也就不再要求我了。对于医院下层
的这种人的生活，局外人一般是无法理解的。

　　还有一位朋友的爱人，在邻县县城的第三医院妇产科做主任。医院有三百多
人，其实就相当于镇卫生院或中心医院，想请我介绍到好点的医院去进修。我也
顺便问了一下她的收入情况。由于她所在医院上面还有三座大山：县中心医院、
县妇幼保健院和县第二医院，所以她所在的那医院效益不好。谈到收入，她说，
大概一年可以拿个1万多吧。从穿着上看，我相信她没有说谎。说缺医少药是农
村，县城基本上一不缺医，二不少药，但是大家的收入就这状况。

　　前年冬，受我表哥之邀，利用在当地省城开会的机会，回家乡的镇卫生院去
给我那改嫁的舅母做了个中等大小的手术。我本来很不情愿去做，怕当地设备不
好，但拗不过当副乡长的表哥（他们实在是没有钱到县城去做手术），我还是去
做了。之所以去，是因为我舅舅在我表哥1岁多的时候就去世了，舅母不久改嫁，
新家的日子过得也非常艰难。不过我们一直很敬重她，母亲说还得感激她在59年
的时候，作为新娘子把自己的口粮省出来，给我大哥吃（二哥跟着教小学的母亲
结果就给饿死了），对我们家是有救命之恩的。手术前洗手时，用的是个生了锈
的脸盆，已使我吃惊不已。到了台上，才发现只有两把腹腔拉钩、一个刀片、7
把血管钳、5块敷料。“真正的”合理化手术：只要随便掉一件东西到地上，手
术就得完蛋。我嫌器械太少，院长说，不够用的话，还有一个产包（平时只做阑
尾切除和剖宫产）。所以跟我做助手的院长，不断提醒我“教授小心，教授小心，
别掉了，别掉了”，搞得我哭笑不得，冷汗直冒。手术后，我跟院长聊天，才得
知在这近5万多人口的镇里，就这么一个卫生院。最高档的仪器是一台在省城里
早该淘汰的B超，我看了一下，真正的雪花飘飘。还有一台X线机。卫生院全年的
毛收入连同下拨的财政拨款，加起来一共是130多万，要养活50多人。我本想问
下他们的收入，但是一听到这里，我就打住了：绝对比农民少！病房里空荡荡，
床已经很老，被单基本上都是破的，护士们有点无精打采。手术虽然很成功，但
回到上海后，我还是后怕不已。所以说，中国的医生收入，如果不加上定语，说
是那一级的，对多数人来说，是绝对不公平的。

　　不久前，家乡政府住沪办事处主任请在沪的家乡人吃饭，我有幸被邀请，他
告诉我，现在家乡（县级市）有100万人口，曾经有3家公司在沪深股市上市（不
过有一家被ST，一家被别人做了大股东，还有一家效益好得不得了！），去年的
财政收入有8个亿，市里留下来的也有2亿多，在内地属于比较好的那种。周围的
两县级市，一个M市的财政收入也有7。8亿，但有160万人口；另一个T市有120万
人口，却只有 4.2亿的财政收入。他告诉我，县城里最好的单位就是市中学（当
地最好的中学），老师人均收入大约是每月3000元，接下来是市中心医院（当地
最好的医院），人均大约是2000－3000元，一般单位和公务员都只有1000－1500
元了。听到这里，我感到深深的悲哀，因为在一个财政状况这么好的县级市里，
医生的收入与老师的差别还这么大（当然我也赞成老师应该高点），这只说明政
府和我们大家还一直没有把改善自己的卫生状况放在第一位。人的命在政府的工
作日程上还排不上号。没有钱时如此，有钱时还是如此！（老师的收入高主要是
因为大家都要过高考的独木桥而已，他后来解释到）。

　　附一：
　　昨天晚上与一个新到上海市普陀区人民医院（原纺织三院）的医生吃饭，说
他所在科室（五官科之一）的医生们，每天都带饭到科室吃（我院护士还是有不
少带饭的，但是医生几乎没有了），奖金才300多元（在上海生活应该是辛苦的
了）。不过我没有与这个医院的医生直接接触，算是听到的吧。

　　附二：前一文说20－50万这一档的人，全国有数万人之多，恐怕不实。后来
与朋友计算了一下，从全国的医院有6000多所，但地市级以上的好医院并不是很
多这个基本点出发，计算三甲（北京最多，虽然有60多所，但多数三甲并非名实
相符，真正好的也就10多所；广东次之，有近20所；上海有13所，加上东方医院、
普陀区中心医院、长宁区中心医院、闵行区中心医院、杨浦区中心医院和松江区
中心医院这几所好的中心医院，也才近20所；而其余省市一般不超过5所。有些
部队、厂矿企业的所谓三甲，无论从水平、患者群，还是收入上看，都与地方的
二级医院差不多）中有可能拿到20万－50万的人，估计这数字应该在1万左右，
所以这里更正为数千人似乎更好一些。

　　也谈谈医生的收入（4）：看不见的黑手

　　作者：手榴弹

　　对于医院内的黑手，大家的注意力多数集中在临床一线，但是还有这样几个
黑手，那才叫真正的黑，我试举例如下。

　　院长副院长、药剂科长、药事委员会成员、后勤科长等，大家都很熟悉了，
我就不再说了。只说大家不大注意的几个：

　　器材科长：绝大多数医院尤其是床位在500张以上的大医院，拉出来全杀了
被冤枉的不多。对一次性器械，他们一般要求的回扣率都在20%左右。比方说强
生公司的手术缝线，有的医院卖52元，有的卖60元。为什么有这个差别？主要就
是器材科长这一关。几乎所有的耗材都是这样的。广东某医院有个混混98年当了
器材科长，99年的时候公然叫嚣“我要在三年内搞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大家开始都以为他发烧，笑笑也就算了。后来他果然在02年拿了一个
面上项目，大家才知道国家自然基金委也很黑。我离开那里的第二年，他们购买
了一台腹腔镜和一台宫腔镜，还没有任何与之配套的任何器械，竟然花了90多万，
而当时的市场招标价，包括腹腔镜和宫腔镜的手术器械还不到60万（大约15万）。
我手术中使用的一种电凝刀头，在我现在的医院进价是4900元，但我今年5月到
外地一家医院去做手术，带去一把，销售方给开的发票是4700元，回来时给了我
500元的回扣。我做了这么多年，才第一次知道回扣是这么多，原来都被器材科
长拿去了。我觉得自己受了骗，可是我前不久到上海的一家医院去做手术，发现
他们的这种刀头（同一型号同一销售商卖出来的），才4200元！所以才知道这才
是真正的底价，才晓得我医院的器械科长是怎么个家伙。

　　保卫科长：医院的保卫科长根本不跟病人打交道，怎么可能会有钱呢？这里
的奥妙一般人不知道。医院的保卫科长有钱无钱，就看这家医院的停车场大不大。
明白了吧？可以这样说，停车收费是个无底洞。我们以前都不知道，还是我以前
所在的医院保卫科长竞争上岗，捅出来了，后来大家才真正佩服。一家中等大小
的医院，每年的停车收费一般都在数百万元，但是从来没有听说哪家医院的财务
可以把这笔钱要回来的。另外，保卫科管消防，消防器械在医院的用量很大，其
回扣是个公开的秘密。

　　伙食科承包人：现在后勤社会化改革，但是医院的食堂，无论是职工食堂还
是病人食堂（有的叫营养食堂），每年的利润基本上都在百万以上。但是帐面上
却是亏损的，搞得医院还得给他30－50万不等的补贴。

　　手术室护士长：这是全院权力仅次于后勤院长的角色，本人换了两家医院，
领教了三个手术室护士长的厉害程度：一个比一个绝。所有与手术有关的一次性
使用的器械，其进货除了器械科长外，如果你搞不定手术室护士长，你就休想做
下去。科主任也不行。她可以使用各种借口，让你使用一个替代产品。你如果不
服输的话，她会使用以下手段让你做不下去：派实习护士给你做重大手术的助手，
或者干脆到了手术的最关键时刻，告诉你，你要的那种材料昨天刚刚用完。最流
氓的手段就是说，今天手术室没有人手，你那台手术停了！让病人跟你吵去吧。
她们吃回扣一般是与器械科长分成。科主任和手术医生对这些小的一次性耗材如
缝线，大家都在使用，销售商也无法计算某一个医生的使用量，所以这部分基本
上就被手术室护士长吃了。还有一次性使用的手术衣、消毒带、敷料等，这些东
西与医生不沾边，都是手术室护士长说了算。你可千万别小看这些小东西，其使
用量大得惊人！所以，你的亲友如果不幸做了护士，就尽量去做手术室护士长吧。

　　人事科长：我把人事科长排在最末，主要是因为我经过了广东和上海两个不
同的地方，发现两地的人事制度差别太大，有的撑死，有的饿死。在广东，进人
几乎是明码标价：护士3－5万，甚至有10万的；内科系统医生4－10万，外科系
统医生10万以上。不过，如果你读到博士以上了（成了引进的人才对象），这部
分钱就基本上免了。所以那边的人事科长也做不长，大家都看到这位置。而我在
上海，发现基本上不用送钱。当然，钱不是送给人事科长一人的，但是他与院长
得大头。

　　财务科长：这里不讲那些公开贪污的财务负责人，那毕竟是公开的犯罪，很
多人并不敢。这里讲公开的不犯罪的那种。大型医院的每日现金流量一般都在千
万元以上，这是很大一笔流动资金。这笔钱胆子大的在外买卖股票，甚至给人做
生意，胆子小的就放在某个储蓄所留着，财务科长吃利息。一年下来，也是一笔
数百万的巨款！好点的科长会给下面的人留点，不好的一个人独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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