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由于临床医学各科广泛地使用了内窥镜，以及影像学定位技术的发展，各种内窥镜和X光定位下的穿刺取得的小标本日渐增多。目前在综合医院中，除外科系统各专科外，内科系统各专科、皮肤科、放射科等科室也送组织标本到病理科作病理诊断。因此，现在的病理诊断工作范围已大为扩展，涉及到医院各个临床科室，成为各级医院医疗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病理学一方面作为一门医学基础学科，研究疾病的病因、发生机理，为人类认识和掌握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为防治疾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病理学从创建之时起就在临床医学的实践中担负了重要的使命，即同临床医生一起对各种疾病做出诊断，因此，病理学也是一门重要的临床学科。这一观念在国外早已普遍得到公认,但在国内不少医院仍然认识不足。
　　美国病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Lauren V．Ackerman早在50多年前就指出：“病理医师不仅必须完全了解他自己的领域，而且还必须具有丰富的临床医学背景。他必须能够对所有收到的活检或切除标本向临床医师提出意见。对于病理医师来说，仅仅说出病变是良性还是恶性是不够的。他必须能够告诉临床医生疾病的范围，恶性肿瘤的分级，切除是否充分以及其他一些相关信息。他还应该能够提出是否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治疗，并能给出相关疾病预后的信息。他应该经常与临床医师保持联系，并开展与各科之间的讨论。”对于病理医生的上述要求至今基本没有改变。而且，由于现代诊断病理学不仅仅与外科各专科有关，还与包括内科学、皮肤病学、神经病学、放射学等许多医学分支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要求现代的病理医生应该有更广博的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知识，并与临床各专科医师保持更密切的关系。
　　任何一个完整而准确的病理诊断除了离不开病理医生对疾病的临床及病理形态的了解及正确判断外，也同样取决于临床医生对病理诊断的全面了解及积极参与。在任何一个病例，病理诊断报告的质量和快速程度取决于临床医生提供的完整、正确的临床情况，足够的组织标本和及时而适当的送达。虽然病理报告都是由病理医生签发的，但是事实上这份病理报告也包含了临床医生辛勤劳动，每一个病理诊断都是病理医生通过综合分析临床各种信息及病理形态而得出的最后的诊断，因此这份病理报告实际上是临床医生与病理医生共同劳动的成果。
　　现在对病理医生的要求是“全科医生”，而对临床医生强调的是操作技能和动手能力。过去只有开刀才能获取病理标本，现在临床医生通过各种内窥镜或做穿刺也可以获取病理标本。由于取材局限性这就更增加了病理医生诊断的难处，同时也对临床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求临床医生提供更详尽的临床信息，另一方面也要求临床医生更加精确地取材，并尽量避免挤压等人为影响。临床医生的水平就反映在这里，高明的医生一钳子就准，比如胃镜活检，非常小的癌，很早期的癌，肉眼几乎看不到，凭经验和感觉他竟然取到了，一次就能确诊。而缺乏经验的医生可能多次取材都取不到典型的病变，或是有的医生“手重”，虽然取到了病变组织，挤压得很厉害，明明知道是肿瘤，却由于组织细胞挤压变形了，病理医生仍然不敢下明确的诊断。
　　临床医生是否提供完整准确病史及临床信息对于能否得到正确的病理诊断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同一种肿瘤在不同时期，不同的部位会表现出不同的病理形态。因此如果临床医生不告诉病理医生病人原来的病史，病理医生可能会将转移性的肿瘤误诊为一个新的原发性的肿瘤。如今很多肿瘤在手术前常常做化疗或放疗，而许多肿瘤在治疗后病理形态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假若临床医生不告诉病理医生这一重要的临床信息，病理医生也可能会做出错误的诊断。
　　长期以来在国外医院人们都称病理医生是“医生的医生”（doctor‘s doctor）。这一方面是因为病理医生一般不直接与病人打交道，而主要是同临床医生合作。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强调了临床与病理的密切结合。凡是到国外医院工作过的临床医生和病理医生对此都有较深的体会。而在国内不少医院这一方面尚不够重视。临床与病理的结合不仅仅表现在诊断时的相互合作，还表现在治疗上的共同参与。例如在对肿瘤的认识方面，由于所有肿瘤都是由病理医生分类命名的，最后诊断是病理医生出的，所以说病理医生对每个病例的认识最深刻。不同病理类型的肿瘤其生物学行为，也就是良恶性的程度以及浸润、转移的能力都有所不同；同一类肿瘤在不同的病人也可表现出不同的生物学行为，而这些因素对于正确判断病人预后，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都是十分重要的。因此，要真正做到对病人实行个体化治疗，就非常需要病理医生的积极参与。再者，很多疾病病理医生诊断出来后，临床医生可能十分陌生，以往没遇到过，甚至查书也查不到。那就更应该进一步同病理医生在一起讨论，共同制订下一步对病人的检查方法及治疗方案。国外医院这样的临床病理讨论会很常见，我们国内目前仅有少数大医院比较经常性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希望今后每个医院都能够更加重视这方面的结合，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疾病诊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