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没给我上大学的机会，大专毕业后被分配到病理科工作，因当时我们医院还没有病理科的地方，暂时我被分在消化内科实习。我和其他年轻医生一样每天查房、写病历等等；我与其他医生不同的是我进病房时间比他们短，很多工作都不如别人熟练。加之脑子又慢，干起活来总是笨手笨脚的。但我知道勤能补拙，所以我每天比别人去的早、走的晚。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我己能独立值班。就在这时我回到了病理科。
      坐在显微镜前我想“近一年内科的实践在今后也不知道有用没用？”渐渐我发现这段经历给了我许多、许多别人没有的东西。
      十几年后的一天，临床送来了一例大出血死亡的女性解剖。临床诊断是杜莱佛伊，病历摘要写的很简单，科里人看后很不满意，向临床提出“重写！”但那个临床医生很不服气“我哪里写得不好？你说出来！”可科里人又说不清楚。我阅读了病历摘要、大概看了一下死去的患者后指出很多漏洞，要求他们必须重写，否则我们拒绝解剖！同时指出你们的第一诊断应该是——食道静脉曲张破裂出血。临床医生和我理论“她前两个月做体检肝功、超声检查都正常，身上也没有蜘蛛痣、皮肤也不晦暗……怎么就是肝硬化呢？”我反问“肝硬化一定要转氨酶升高吗？超声诊断肝、脾不大就一定不大吗？你仔细摸肝、脾了吗？蜘蛛痣出现的机率是百分之多少？肝硬化一定会皮肤晦暗吗？……”临床医生被我问得难以招架，只好重新来过，在他重写病历摘要时我时而能听到他在小声骂我。
       解剖结果证实了我的初诊，事后别人问我“你当时怎么那么理直气壮和临床理论？”我回答：“这要感谢我在消化内科实习的带教老师，她要求很严格，经常检查我们写的病历；经常提问，这次不会下次还问……”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体会到—— 一个病理医生不但要懂病理，还要懂些临床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