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开中国近代史，在所有的历史档案或野史中，可以发现中国红十字会的蛛丝马迹，在这些只字词组中，不难拼凑出其轮廓，在那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时代里，国库早就被列强瓜分得干干净净，伤兵根本无法获得医护照料，更别谈一般老百姓了。更令人气愤的是，两个列强交战之中，有志之士欲对自己的同胞伸出援手，但交战双方，却对他们百般刁难，真是可恶到极点。在有志之士檊旋之下，并假其它所谓中立国之名，才得以圆满达成任务。
onmousewheel="return bbimg(this)" border=0 align=left src="http://www.medstamps.com/research/UploadFiles_9535/200906/2009062809070288.jpg" width=318 onload=resizepic(this) height=400>     中国红十字会获国际红十字会(附注一)的承认是在1912年。按理来说，那一年才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创立年，但为何两岸却均以1904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那年，设定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始年？这段沧桑史，读来真叫人觉得戚戚然。
一、早期中国红十字会
     近代中国社会出现关于红十字会问题的讨论，以及试图筹设此类组织是有许多版本，它比国际红十字会晚了约10年。大约在1874年5月，其时日本在中国台湾寻舋滋事，中日两国发生冲突，上海的《字林西报》与《申报》等开始讨论战争救护问题。《字林西报》刊登一篇倡导救治战争伤兵的文章（只字未提出红十字会的名称，然其论点则是红十字会精神），非常推崇红十字会的中立性：“开战后，不分彼此，两造所有受伤者，均令设法医治”。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公开讨论西方红十字会问题的先锋。
　　探讨中国早期红十字会问题需要提到台湾（附注二）。近代以来，不少英国医生来到台湾，一方面人道医疗照顾，一方面传播耶稣基督博爱精神，更为红十字会的精神以及战时医疗救护技术的实践提供了较为优越的条件。其中较具盛名的有：北部淡水马偕医院的马偕医生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图一)、中部彰化基督教医院的兰戴维医生David Lands-Borough (1870~1957)，以及南部高雄旗后(现今之旗津)的马耶医生W. W. Myers。
onmousewheel="return bbimg(this)" border=0 align=right src="http://www.medstamps.com/research/UploadFiles_9535/200906/2009062809073134.jpg" width=211 onload=resizepic(this) height=276> 　　19世纪70、80年代，马耶在旗津开创路德医院，除日常施医治病外，还专门为中国培养战时可执行红十字医疗救护的人员。”当时中国舆论界对于马耶的这种苦心大为称赞。由此可见，西方以救治战争伤兵为职志的红十字会组织及其精神已经逐渐在中国传播并为中国人所接受及赞赏。
　　马耶的红十字医疗人才的教育培养工作，并不仅仅局限于台湾地区，而是自南向北地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广为传播（马偕医生也曾到汕头行医），也引起了部分清朝政府官员的赞赏与关注。在马耶的路德医院曾招收有中国学员4名，其中李荃芬、陈呈棨、吴杰模三人“乃专习西医而皆已成功者也。”另外一人叫林环璋，对于医院管理事务颇为擅长。1887年，马耶带领他的这些中国西医学生到天津晋见李鸿章，受到了李氏的嘉许。次年，马耶又到达上海，请中外著名医生和官员士绅对他的中国西医学生进行专业水平鉴定，获通过。其中学习西医的李荃芬等三人获得行医资格凭据，擅长医院管理的林环璋则被“授予办理医院事务之凭据”。当时的上海社会对马耶的工作给予高度肯定。
二、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爆发之初，瑞士国际红十字会即有所举动，并向中国政府捐助药品。战后直隶总督王文韶的一份奏折透露：“该会总董等据悉后，即寄助药品三十箱，约值银三千余两。”由于当时中国和在华西人并未有红十字会，故这里所说的“该会总董”当然的是指瑞士国际红十字会主席无疑。由于当时国际红十字会与中国之间没有直接的会员关系，所以国际红十字会不可能出面为中国组织红十字会。倒是在华的西人肩负起了筹办红十字会的重任。
     甲午战争之际，当时日本赤十字株式会社赴辽东数万人，秉承红十字会中立精神，救治大量中日伤员，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以《申报》为代表的报刊刊发了大量文章，介绍红十字会的知识并呼吁中国应早日建立红十字会组织，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1894年12月底营口率先筹建了红十字会医疗组织，其时存在两个创办主体，分属不同的系统。一个是在东北辽阳地区传教的基督教长老教会。他们获悉中日开战的消息后，即从内地教堂移出。正是朝鲜半岛战争刚刚结束，中国受伤士兵无人救治，于是长老教会的传教士们即与外国兵船人士联合在营口开设了一所红十字会医院。又据《申报》记载，旅顺战争失败后，中国伤兵急剧增多，医疗力量明显不足。于是居住在上海的西人即组建了红十字会医疗队，乘轮船前往东北救治。上述情形表明，1894年底外国人在华创办红十字医疗机构尚处于随意和自发的状态。
     营口红十字会医院主要是由外国传教士和兵船人员所组成，随着战争的延续，红十字会医院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彰显。据当时的报告显示，营口红十字会医院1894年12月创立时只有1所，到翌年4月便已发展到4所，成绩可观，三个月内医治的中国伤兵已近千名，当时有不少外国医生不断拥入红十字会医院来。
      烟台红十字会医院的建立稍迟于营口，约在1895年1月建成。天津也组建了红十字会医院以及帮助治疗伤兵的其它医院。从天津红十字会医院的最终工作报告来看，其所属的医院以及医治伤兵的数量均大大超过营口。在甲午战时，直隶地区并未发生战事，因此天津红十字会医院所救治的伤兵主要是从辽东前线转运而来。当时天津的外国人酝酿成立了“独立红十字会”，并向营口派遣了一个红十字会医疗队。天津红十字联合会还在山海关设立了一个伤兵转运机构，将前线撤退的伤兵妥善安置，需要治疗的再运往天津。当时天津红十字会联合会下辖共有5所伤兵医院，这些医院治疗的伤兵人数在1400左右。
     朱浒「现代国家理念与地方性实践交互影响下的医疗行为──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双重历史渊源¬文中载：「1899年春，上海地区出现了依“红十字会章程办理”慈善活动的机构。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由江浙士绅陆树藩、严信浓、庞元济、施则敬（图二）等人设立的救济善会，是一个“遵照国际红十字会的基本精神和行动惯例成立的一个团契”，是中国旧式善堂组织向红十字会的过渡，也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
三、回首再看甲午战争的募款
     甲午战争期间，外国人在华所设红十字会机构与红十字会医院的经费筹措管道计有三种：
　　一是由西人主持的民间筹资管道，以上海传教士慕维廉为首的向社会各界的劝捐为代表，是面向公众的最早的筹资管道。1895年2月初，营口红十字会医院由于盖州战中伤兵陡增，院内药品不足，乃致函上海教士慕威廉，请代募善款。由此拉开了红十字会医院民间筹款的序幕。
　　二是由中国人主持的民间筹资管道，以申报馆协赈所和仁济善堂、丝业会馆筹赈公所等公开募捐为代表。自《申报》注销慕威廉为红十字会医院募款的公报后，申报馆与施善昌（施则敬之父）所领导的两个义赈公所积极响应，相继在《申报》刊发募捐启事。这是中国义赈组织首次参与外国人的经费劝募活动。诚如申报馆在其劝捐启事中所说，该项善事之中既有不分区域的跨国赞助，也有日益高涨的民族关怀心胸。
　　三是外交途径。为了给战地红十字会医院筹措经费，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直接致函上海道，请其代为设法。署上海道刘麒祥接函后即电江督、苏抚等清廷大员，使该项募捐行动与外交联合起来。两江督抚对此甚为关注，江督捐银10000两，苏抚捐银2000两。上海着名义赈慈善家施善昌劝捐于民间筹银1000两。各款项在上海道署汇统后，转交英领事，再经汇丰银行解往红十字会医院。可见外交途径的筹资成效亦十分显著。
四、日俄战争爆发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1904年2月8日，几艘日本水雷艇乘着漆黑的夜色，向俄国驻旅顺口舰队发动了突然的袭击，这标示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领土爆发。中国人民惨遭兵乱，毫无准备，一时生灵涂炭呼救无门。据当时的《盛京时报》报导：“陷于枪烟弹雨之中的、死于枪林弹雨之下者数万生灵，血肉飞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号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直隶总督及山东巡抚曾试图派船到旅顺口接运受难同胞，但由于俄军封锁了陆路及港口，致使大量东北商民滞留东北，饱受战火蹂躏。而清政府对于这场争夺中国东北领土和朝鲜控制权的战争，却采取了“局外中立”的妥协方针，声称日俄两国“彼此均系友邦”，并将辽东划为交战区，以供日俄两国厮杀。而对于在死亡在线挣扎的无辜国民，清政府却束手无策。于是一批爱国官绅决定建立红十字会以拯救东北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1904年3月3日，上海记名海关道沈敦和联同前四川川东道任锡汾、直隶补用道施则敬等人，仿效国际红十字会例筹建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此会可谓中国红十字建立的最早雏形。由于当时中国并没有正式加入国际红十字会，所以普济善会的救济行动遭到战争国的阻挠而收效甚微。普济善会实行的是董事制，组织者沈敦和等人成为中方总董事，西方董事包括英官员威金生、教士李提摩太、法工部局董事勃鲁那、德国医生宝隆、美国裕丰洋行东家葛垒等人。初步会章：一、在战场设医院，救治受伤军士，以及误中流弹人民；二、医车载受伤军士人民；三、拯救受难人民离开战地。凭红十字会旗在战地实行其权利，交战国不得侵法侵权。
   另一方面，工部尚书吕海寰（附注三）正在上海任会办商约大臣。他与同任商约大臣的工部左侍郎盛宣怀（附注四）和驻沪会办电政大臣吴重熹邀约上海官绅和各驻沪机构代表共同协商，于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四日(1904年3月10日)正式成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此为中国红十字会之始。该会属慈善性质，由中、英、美、德、法五个中立国合办，直接目的在于救护日俄交战双方伤兵及东北战地难民出境医治。日俄战争两年间，共救护46.7万余人出境。光绪帝曾发上谕，“颁发内银十万两”作经费，以为褒奖。三十三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吕海寰任会长。次年，吕海寰为中外总董等办事人员颁发了金银铜三等的双龙红十字佩章和凭照。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正式委派其副手盛宣怀为会长，并颁发关防。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又改派吕海寰出任会长，会同总董沈敦和、福开森办理战地救护事宜。其间大清红十字会改为“中国红十字会”，于十月廿五日派出医疗队驰赴武汉。武昌一役，治疗伤者数千人，掩埋尸骸8000余具。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批准中国红十字会立案，2月正式获得承认。10月，政府以袁世凯总统令形式任命吕海寰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此后，吕海寰领导红十字会在国内主要进行救灾事宜，如1912年浙江水灾，1917年皖北大水，1919年苏、浙、皖、鄂水灾的救、医、赈，均成绩斐然。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清政府采取了支持的态度积极与交战国协商，要求在战区设立红十字医院、救护院等机构，目的是利用红十字会进行流民安抚工作，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但在战区设立救助机构的要求却遭到了日俄两国的断然拒绝。在毫无进展的情况下，两国董事提醒清政府，按照国际惯例战地有战场内外之分；战场内为交战国红十字会的权利，中立国红十字会的权利只在战场附近。于是清驻俄日大使重新向交战国声明：中国红十字会只在战区外活动。但两交战国政府仍迟迟不予答复。当时出使俄国大臣胡惟德愤慨地说：“无论何事，由彼开谈则非成不休，由我开谈则百无一允，此各国同然。”由于经费紧张，当时中国红十字会根本就没有配备医车，故只能在辽西一带设立医院收治伤员，救护与战事无关难民。后来清政府命商部拨银一万两资助红十字会发展。但由于当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加之庚子赔款造成政府国库空虚。靠政府扶持的万国红十字会是注定不能正常发展的。其在战区设立的分会机构也常因缺乏资金而不能发挥作用。1905年9月5日，日俄战争结束，万国红十字会也旋即解散。
 在吕海寰的不懈努力下，1912年1月15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式通过承认中国红十字会。1919年7月8日，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加入各国红十字协会。此后，吕海寰领导红十字会积极开展了国际救济活动。1914年捐款救济欧战难民和日本鹿儿岛地震难民，1920年8月救助俄属庙街2000余名避难华侨和驻外领事、军舰，都赢得国际社会的一致赞誉。1920年9月，年事已高的吕海寰辞去了会长职务，仍被公推为名誉会长。
五、新时代的来临
  辛亥事后中华民国建立，中国红十字会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承认和立案，并在1912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会员大会和统一大会，通过了「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和「中国红十字会分会章程」，自此中国红十字会开始迈入稳定发展的阶段。惟民国建立之初，国事不宁，时有党派和军阀的争斗，但中国红十字会仍实时发挥了应有的功能，1913年，李烈钧占据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东南各省发生「二次革命」，该役中红十字会首度扮演和平使者，在上海战事中对南北两军居中调停，最后两军同意红十字会之请，休战八小时，以拯救受伤的军民。
  直到1933年，国民党政府公布施行「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中国红十字会」乃更名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并以内政部为主管官署，接受政府的监督，同时依据该条例，于1934年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通过协商，中国红十字会进行了改组，周恩来总理曾亲自修改会章。改组后，红十字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国性人民卫生救护团体。1952年我国声明承认《日内瓦公约》，由此，中国红十字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在国际组织中恢复合法席位的团体。（中国于2004年发行一枚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邮票 —- 图三，台湾除了官方的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网站上，有各届会长姓名与任期，如此而已。）
  1985年中国红十字会当选为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协会执行理事，1989年我国代表当选为协会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影响越来越大，它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出了贡献。
六、后言
  五月中旬收到钱延林与陈强两位会友，寄来的中国红十字会成立105周年暨江苏吴江红十字会成立95周年纪念明信片，对于纪念戳上着清官服的人物，是何许人实在很好奇，于是展开一连串的追寻，从红十字会到慈禧太后、八国联军、以及清末民初的种种，这些信息如泉水般不断涌出来，数据之多令人咋舌，包括组织之组合，劝募筹款，输送伤兵伤员等，洋洋洒洒数百页，其中一段清朝四大藏书家-郑心源，其藏书「心源书集」被其次公子-陆树藩，以贱价卖给三菱集团的岩崎弥之助男爵，共有宋版书200多种，元版书400多种等，可惜的是这些经书就一直流落在日本，虽然这些款项用于输送在日俄战争中，受困于日方的伤员。这些数据精简之后，呈现出来与会友们分享，并在此向会友致十二万分的谢意与抱歉，感谢会友们从全国各地寄来戳片，分享各地邮人邮事与邮识；抱歉的事，公务繁忙，新企划案又得忙个三年五载，实在无法互寄，请见谅！不过首日戳记，须寄回请注明，当尽速寄回。再次感谢我会友热诚招待，广州之旅、天津之行永铭吾心。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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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1863年2月9日由瑞士银行家杜南Jean Henri Dunant (1828 ~ 1910)创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 这五人委员会除了杜南道之外,其它成员是律师Gustave Moynier(1826 ~ 1910)、外科野战医师 Louis Paul Amédée Appia (1818 ~1898)、健康卫生局官员Théodore Maunoir医师 (1806 ~ 1869)以及瑞士陆军将领Guillaume-Henri Dufour(1787~1875) ,这五人委员会各施其责,从其组织架构上,不难看出其行事之细腻,也难怪杜南破产之后国际红十字会依然能运作自如。美国红十字会创始人 Clara Barton (全名Clarissa Harlowe Barton 1821 ~ 1912) ,在1870~1871年间,时值普法战争,曾与Appia及Maunoir恳谈,促成美国红十字会于1881年成立。（图四，为法国1949年欣逢21届全国红十字会大会，由主办单位发行的趣味票，可见创会五人委员会。）  
『注二』其它西方国家的医师、牧师或传教士，在台湾这个他乡异地的穷乡僻壤，文化背景又是那么悬殊，其任务之艰辛，自不为外人所知悉，不但须背负着面粉教教士的无情责骂，而且须为教友的生活起居身心健康，以及其教育与教导而烦心，这种无怨无悔、无我无私的奉献精神，对于卫生保健的学生来说，何尝不是最佳的身教教材，又何尝不是红十字会奉献精神的延伸，可惜马关条约之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在殖民主义之下，留日只能学医学与艺术，留德是学理工，台湾的医学教育发展，自然与祖国大不相同了。
『注三』吕海寰 ( 1843~1927)，字镜宇，掖城西南隅村人。清末著名外交家，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中国近代法律的开拓者之一，历任工、兵、外务部尚书等职。出身贫寒，幼读私塾，后为生活所迫去顺天(今北京)大兴县谋生，清同治六年(1867)中举，后任兵部员外郎十余年，光绪二十年(1894) 任江苏常镇通海道。时逢日本强迫清政府拟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草约，他将“洋货照完半税”改为“照完正税”，“准日人在通商口岸城镇运货设行栈”改为“通商口岸之城镇”，等等，密报总署，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进行了救。泰安、江阴两教案及英国轮船以在台湾被扣留检查为由要求赔偿损失一案均处理得有理有节，中外钦佩，遂以善办外交闻名。光绪二十三年，李鸿章推荐吕海寰为驻德国、荷兰大臣。二十六年，德外使克林德向巡街清兵开枪被自卫清兵击毙，德国大哗。不少驻德公使劝他逃离柏林，可他始终坚守职位，凡是涉及国体主权方面的事情都据理力争，毫不妥协。《辛丑条约》签订后，吕海寰极力斡旋，方使赴德“谢过”的清使醇亲王免行跪拜之礼。回国后督办津浦铁路，阻力重重，举步维艰。吕海寰苦口劝导，解决了浦口站之泺口桥两大关键问题，使铁路顺利通车。
『驻四』盛宣怀（1844/11/4~1916/4/27），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龙溪，字杏荪、幼勖，号愚斋，清末政治家，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和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创始人，同时也是一位实业家和福利事业家。此外他有很多号如次沂、补楼等。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是清朝的官员，与李鸿章有交。盛是六兄弟之长。1870年盛被李鸿章招入其幕府，受到李的赏识，第二年升任知府。1871年畿辅大水，盛康捐助衣物粮食，由盛宣怀购买并运到天津散发，这是盛宣怀第一次从事慈善事业。
『驻五』民间江南地区的商贾市民长期有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一方面也在长期接触西方传教士和商人的过程中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基于人道主义思想的国际红十字会组织的影响。十九世纪中叶，上海一地已出现为数众多的善会、善堂。其中，同仁辅元堂的董事主要是上海的船商和钱业商人，如郁松年、沈大本、赵立诚、经纬等皆为著名富商；果育堂的主持人主要是在上海经营洋药、洋布业的广东籍买办商人唐廷枢、徐润等；沪北仁济堂和元济善堂则是丝商施善昌、施则敬父子创办主持的（有关施则敬详细传记，请参阅钱延林与陈强二位前辈在我会网站上精湛的介绍，有趣的是在股票博物馆的官方网站中，惊见施则敬名列早期股市董事会，可见父子在当时纺织业的成就，非同小可）；普育堂有着著名慈善活动家、上海知县余治参与创办的背景，带有半官方的色彩，但董事主要来自民间商人。
      这些民间慈善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行业商会，机构稳定，运转圆熟，平时从事施医、施药、施衣、施棺、恤嫠、保婴、惜字等社会救济工作，灾时就成为募捐义赈的组织机构。由于善堂、善会常常带有同业商会的背景，基于互助救济的理念，他们的募捐活动常常颇有效果，是民间赈灾救济活动的主要力量。同治十年(1871年)河北水灾时，盛宣怀与父亲盛康一起参与赈灾工作，曾到江苏、上海一带募捐钱物，收效颇大，因此他才有把握向李鸿章要求增加一万两赈款，“回南劝捐，如数归缴”。

参考数据：
（1） 中国文学史记课堂事/中华文史网- www.historychina.net/tw
（2） 早期红十字会在中国的演变/周秋光,靳环宇-/人民网- theory.people.com.cn
（3） 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1904-1912）/张健俅/政大史粒-思博网www.ceps.com.tw
（4） 大清万国红十字会档案/全国图书馆文献/中华书店/二○○九年三月盛档中的民间慈善活动
（5） 近代江苏红十字运动/池子华,郝如一/安徽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