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中国的隔离制度

星期六, 9 八月 2008.

chinaworker.info

对人民来说是专政的，对资本来说却是自由的。

大多数中国的穷人生活在由许可、监控和处罚构成的沉重制度的严密监管之下，这一制度决定了他们在哪里生活、工作、学习，以及可以生多少个孩子，然而中国的资本却享受着世界上最不受管制的环境之一。人民来说是专政的，对资本来说却是自由的。

从贫穷的内陆省份到沿海发达地区打工的农民工（流动工人）受到严格的管制。资本主义全球化把这些流动工人集中到了一起构成了“新工人阶级”的主力。1982年他们的人数是3000万， 1995年增加到5350万， 2004年是1亿4000万。目前估计“流动人口”有2亿，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大迁移。有8750万人口的四川省，向中国的其他地区输出了1100万工人，相当于全省人口的八分之一。2008年5月的大地震造成了87000人死亡500万人无家可归，再度反映了民工的困境。许多四川人了为重建家园很可能要背井离乡找工作。6月底，在地震发生6周之后，官方的失踪人数统计突然增加了1125人，总人数超过17000。数字的剧增来源于从国内其他地区长途跋涉返乡的流动工人向官方通报了失踪的亲人人数。

流动工人被迫从事最卑微的工作，如建筑、家政服务和性工作者，以及工作在出口地区如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大量流水线上。他们构成了中国1亿900万制造业工人的主力。他们的劳动推动了中国尤其是沿海省份的经济发展，广东省的GDP (3900亿美元)已经超过了挪威和沙特阿拉伯。占建筑工人人数4/5的民工改变了诸如上海北京等许多大城市的天际线。北京华丽的奥运设施包括场馆、新电视中心、剧场，新的公路、桥梁和地铁站主要是由民工修建的。2007年4月份6名外地建筑工人在地铁管道坍塌事故中遇难，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当时评论道：“北京奥运是建立在全体农民工（流动工人）的血汗之上。” 而起初，来自国有建筑公司的老板试图掩盖事故，扣押了工人的手机，防止工人打电话报警，这只是在25公里地铁线上发生的严重的伤亡事故之一。据国外媒体报道，有10名工人在修建北京国家体育馆“鸟巢”时死亡，然而中国官方否认了这个说法，但是承认有2人丧生。一份罕见的资料来源于法国的纪录片剧组对“鸟巢”建筑工人的采访。当被问及是否因为参与建设奥运项目而感到自豪时，工人的回复是：“并没有。”他的工友补充说：“有钱人才觉得自豪，而我们很穷。”流动工人告诉记者他们一天只能赚40-60元，在新场馆高空作业的危险工作一天也只有80-100元。

户口——制度化的歧视

中国的农民工受着歧视，并且受到类似已废除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一般的居住许可制度的严格管制。户口或者户籍注册制度为毛泽东在不幸的“大跃进”时期进一步加强。本意在于把农民限制在人民公社内以保证粮食生产，避免大批人口涌进城市。在这一制度下，中国社会被分割成两部分，按中国日报的说法是“有产者（城市户口）和无产者（农村户口）”。即使在城市居住多年并且依法纳税，如果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权利享有住房、医疗、教育以及市政府管辖下的其他社会服务。这一制度没有灵活性，农业户口或非农业户口会伴随着人们一辈子。中国的农民工因此遭受着和西方国家非法移民一样的问题和歧视。同样他们都被资本主义作为廉价劳动力剥削，但只有在标榜着“人民共和国”的中国，歧视发生在工人自己的国家里。众所皆知这一制度是不公正的，人们对它的批评也很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彻伟（音译）说户籍制度“否定了流动工人作为中国公民应当被平等对待的基本权利”。

户籍制度在中国资本主义血汗工厂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离开了户籍制度的闸门作用，中国会像其他新殖民主义国家一样出现贫民窟的爆炸性增长。户口制度保证了工厂主、警察、当地机关有利可图的对民工进行制度上的歧视，它的作用不亚于南非臭名昭彰的“通行法”。然而与南非的制度不同，户口不是以种族来区分的，因此它执行起来更缺少透明度。大约有30万户籍警和其他受雇机构在监控这一制度，并且收集辖区内的居民信息（正如我们看到的，警察的工作被最新的计算机芯片技术革命化了）。户口制度的运作属于暗箱操作，公开它的内幕会带来牢狱之灾。只有26.1%的中国人，大约3亿5000万，拥有让人垂涎的非农业户口。其余9亿5000多万人大部分被排除在中国的城市经济繁荣之外。

户籍制度的影响必须放在最近三十年的反革命以及房价、学费和医疗费飞涨的社会背景下来看。只有约5%的少数流动工人被覆盖到当地医疗保险中。大多数人和农村的家人一样都是没有保险的。大赦国际报道过流动工人因为支付不起医疗费而被迫给自己动手术。当中央政府在武汉启动试点项目为该市14000名流动工人提供免费医疗检查时，情况令人震惊。检查结果表明，40%的流动工人带病工作，1/5的受检者携带乙肝，1/10有心血管疾病，2/3的女性工人患有各种生殖道感染。38岁的受检者刘国胜（音译）被检查出患有肺结核。他告诉《上海日报》这是他20年来的第一次体检。

几个大城市里的流动工人人数已经超过了本地人口。有1050万民工的深圳，本地常住人口只有187万。中国的许多城市有全面的社会分工，类似于在波斯湾阿拉伯国家，几乎所有的体力工作都是由来自南非和其他阿拉伯世界的流动工人承担的。中国大部分民工说着不同于当地人的方言；他们通常身材矮小瘦弱，衣着破烂，因此更容易受到歧视。据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乔健（音译）教授说，他们的状况并不比“印度种姓制度里的贱民”好多少。

据《中国日报》报道，流动工人的平均工资约为城市工人的40%——2004年是每月540元（78美元）。他们还要将微薄收入的一大部分寄回乡下的老家作为全家的主要收入来源，用来支付家人的学费和医疗费。中国社会科学院称，民工每年寄回家的钱将近800亿美元，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汇款流量。在有些省份，民工的汇率总和甚至超过了省政府的财政预算。

拖欠工资普遍存在

卡尔·马克思在150年前就解释了资产阶级的利润来自于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却给经济准则带来了新的转变，剥削了甚至属于“非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官方数据统计2005到2007年7月全国拖欠的总工资额达到660亿元（95亿美元）。调查表明70%的流动工人被克扣过工资。虽然欠薪行为明显违法，但是对公司的罚款太少，监管机构的力量也很弱，以至于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具有临时性特点的建筑业情况最糟，2/3以上的拖欠工资事件都是由此造成的。有时工人对面错综复杂的承包关系都不知道该向谁追讨工资。这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悲剧现象。流动工人会在最后一次绝望的抗议拖欠工资之后从自己所修建的摩天大楼楼顶跳了下来，这被叫做“跳楼秀”或者“跳楼抗议者”。中央政府试图打击这些泛滥的事件，针对拖欠工资下发文件督促省政府落实行动。他们设立了热线电话和许多其他的办法帮助流动工人追讨工资。这反映了中国政权上层面对流动工人的暴力抗议高潮有了更多的警戒。但政府拒绝批准的一项措施就是允许工人组织起独立的工会。

目前户口限制已有所松动，一些地区正在实行试点改革使改户口更为容易。有学者建议采取像美国“绿卡”的制度，让那些在城市里居住满一定年限的流动工人享受当地的公共服务。但是废止整个户籍制度仍遥遥无期。中央政府在1992年讨论过废除户口制度。2005年公安部发表声明决定所有变革都必须由地方政府来执行。然而恰恰是地方政府对变革的抵制最为严重，因为废除户口并给予流动工人同等的权利意味着在当地的公共服务上花更多的钱，只有最富裕的城市才能选择变革。

当2003年河南省会郑州市政府解除限制时，市内人口一年内暴增了15万，这迫使政府再度“关掉了这扇门”。没有新的资金注入，城市无法应对新增的学校、医疗和社会服务的负担。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郑州市中心的小学一个班的学生人数高达90人，几乎是正常标准的2倍。据说有些学校为了应对过度拥挤的状况安置了小型的课桌。

《亚洲时报在线》的吴钟（音译）说：“按中国的说法，让地方市政府开始改革就像与虎谋皮一样。因此改革必须由中央政府直接执行。”如同贯穿于所有的政治经济问题的断层一样，中国的权力核心再度与城市和地方发生了利益冲突。

在城市居住的许多流动家庭仍因为户口分在“错误的一边”而过着不安定的困难生活。约有300万跟随父母在城市生活的流动儿童被排除在公共教育系统之外。许多儿童就读于条件很差的私立学校，这些学校完全由没有教师资格的人在上课。而其他儿童处于失学状态之中。在有540万流动工人的北京，估计就有7万民工子女失学。尽管中央政府的新政策要求城市的公立学校让民工子女注册上学，但地方教育机构以新的歧视性法规和更高的入学费用作为回应，将民工拒之门外。至少2000万农村儿童在父母离家打工时被托付给老人或者其他亲戚照顾。正常来说，每年只有农历新年他们才能见到父母一面。2008年的严冬迫使公路和铁路交通长时间关闭，600多万准备踏上艰难的年度返乡路的流动工人滞留在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成千上万人被迫放弃回家，返回到工厂所在的镇上。除了遭受灾难以外，极端的天气突出反应了中国运输系统长期以来的超负荷运行和对铁路网投资的不足，在主要节假日期间交通网都要挣扎着应对大量的农民工客流。

社会主义者要求废除户口制度。我们反对任何形式基于种族、性别、年龄、宗教信仰或出生地的歧视。然而仅仅要求取消户口制度和与之相关的严厉的许可制度和监控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大量的公共投资计划去重建诸如医疗、教育、公共交通和社会安全体系这类首要的公共服务。这些服务在30年的经济“改革”中，尤其是在90年代被缩小了规模或被废除。中央政府说要落实这些计划，但是倾向于富人的政策意味着实际情况并没有改善，有时反而恶化了。许多地方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和负债，意味着问题必须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大量注入中央资金进行处理，这需要彻头彻尾的变革整个经济和政治体系。唯一的道路是实现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取消由少数利益熏心的超级富豪所支配的经济体系，在真正独立和完全民主的工农组织掌管下实行对生产力的民主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