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是德国社会学家。他的“以学术为业”的演讲激励过无数学子。

韦伯发现，除了经济利益的动力外，观念本身也是重塑社会的直接原因。韦伯对人类的观念、理想和经济利益给予同样的重视。

韦伯说：“行动，尤其是涉及社会关系的社会行动，在参与者眼中受到一种观念的支配，即存在着一种正当的秩序。”

由此分析病理学在医学的地位，可以看出在当下的中国，它是被扭曲的——被人们的观念扭曲的。

当然，临床医生也会说，我们也被扭曲了。问题是病理被扭曲了两次。某些病理的专业可能被扭曲了3次，如细胞学或淋巴瘤病理。

这一现状我们可以对比美国医学界。当然，美国病理专科医师的培训我们不能比。但美国其他临床专科的培训中国的专科医师就能比了吗？那为什么病理的收入和临床比为1：2到1：5呢？并不是在绝对水平上向美国医生看齐，一个中国人在国内死了，赔20万元人民币，在韩国或美国（游客）死了，赔200万人民币。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同。但医学内部的分配比例，似乎不应如此悬殊。

既然是病理诊断的信息决定手术方式、术后治疗方案，它就应该有话语权。

病理医师在目前的医院总是少数，通过个人掌握行政权利发展病理，可以一时一地改善状况，但不是根本的改变。

个人的推测，完善的医疗保险可能是发展病理的一个外部经济动力（压力）。很明显，保险公司不愿病人被误诊误治，或因此致死。它作为第3方有还有控制医疗费用总量的冲动。

独立的病理诊断公司，是病理学内部的发展动力，它有开发病理市场，专业化发展的冲动。在真正市场化的环境下，是可以大大促进病理的发展的。

物质条件有了，制度也有了，但是人心，也就是文化心理不改变，也于事无补。病人家属普遍不愿在病人死后尸检，就是不要家属掏钱，他也不愿意。就是倒给他钱，他还是不愿意。那制度或法律就形同虚设了。

西方的尸检发展了200-300年。据说魏尔啸（19世纪后期）是说服了德国皇帝才在公立医院强制尸检的。中国近代还没这回事。中国皇帝当时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了，枉论其他！

据说现在中国一年等于美国3年，等于德法4年，那30年以后可能有希望赶上。关键得有行动。不动不变，怕是总也不得改变。也许，某一天医学发展了，不用病理检查了，不用尸检了。咱们跨过这一段好了。理论上似乎也未尝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