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自己经历了许多事，心已变硬，情也冷去。不想“卧底”的事如滔天巨浪，将我击倒在地。一连数日，泪流不止，大汗不止。文史专家、学者朱正先生告诉我:情况确凿，证据就是冯亦代在生前以极大勇气出版的《悔余日录》（河南人民，2000；下引本书只注日期和页码）。读后，全身瘫软，一张报纸都举它不起。因为他的这个“角色”，与章家两代人交往的深情厚谊以及那笑脸后面的一片慈祥，在我是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可证据就摆在那里 ，你不信也得信，你无法接受也要接受。难道伤天害理之灾，裂骨锥心之痛，就是我的命运?

1958:进了章家大门

冯亦代是母亲（李健生）在民盟北京市委一起共事的朋友，与父亲并无往来。反右刚结束，大概是1958年的春季，在民盟市委的一次学习会上，母亲见他一个人呆在旮旯儿，无人理睬，很可怜。散会后，二人一前一后走出西四羊肉胡同。母亲快步靠近他，问:“亦代，你好吗？”

冯亦代说:“李大姐，我能好到哪里去呢？”

母亲又问:“安娜呢？”

他答道:“忙自己的事，她又不是右派。”

那落寞的神情，让母亲很同情，分手时对他说:“亦代，有空来家坐坐，伯老（指章伯钧）欢迎你。”

回到家中，母亲把冯亦代的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说:“好呀，请他来呀。”

他很快便来了，不仅章伯钧欢迎他，全家都欢迎他。他一来，父亲和他谈天说地，母亲给他递上烟茶。冯亦代非常感动。他能从上午坐到下午，或从下午坐到晚上，比自己的家还舒服。他头一次来，父母就留饭。说是多一个人无非多一双筷子。其实，冯亦代来，餐桌都要添一两个菜。知道他是浙江人，清蒸鱼、火腿汤是常有的。再说了，我家的厨子手艺是有名的。喝上两杯陈年黄酒，脸，红红的；心，暖暖的。冯亦代进入了酒饱微醺的境界。

告辞的时候，他虽不能像罗隆基那样，坐着父亲的小轿车回家。但是，一到晚间，父亲都会叫我:“小愚，你送冯伯伯到公共汽车站。”

他住西四前纱络胡同，我家住地安门，有13路可搭乘往来。月色下，细雨中，寒风里，总是我挽着他。我们走得很慢，送一程，说一路，说海明威，谈麒麟童，聊张大千。与一个如父如兄的人融洽亲密，冯亦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

冯亦代成了章家常客。一天，他来了，比约定的时间早些。父亲还在南书房收拾旧书，母亲在客厅接待他。二人坐定，冯亦代看着茶杯里的一片片淡绿淡黄。叫了声:“李大姐……”遂哽咽起来。

母亲关切道:“亦代，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没有事。”冯亦代起身，站到母亲的面前，俯身一把抓住她的手:“李大姐，你待我真好。”说着，热泪从面颊滚落。

他走后，母亲把这个场景讲了出来。父亲听了，对我说:“小愚，知道了吧，这就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父母也需要冯亦代，谁也不能独居海上孤岛。

到了夏季，常在庭院乘凉、闲谈，微风送来幽幽花香，茶几上摆着茶点、汽水。我不是挨着“冯伯伯”坐，就是端个小板凳靠着父亲。章伯钧谈兴上来，海阔天空，评时政，讲旧事，滔滔不绝。自1957年夏季，一座无形高墙，把章伯钧、罗隆基阻隔在红尘之外。人被剪去翅膀，但心可以飞翔。孤独的他，太想说点什么了，哪怕只有一个朋友。